南越王宫署遗址博物馆一层展出的开放性参观的园林遗址
广东人说起本省水运与航海之便利，便有八字谚语，所谓“一江来水，八门出海”。这里兼有优良的季风气候，自3月至8月，自西向南的风向在南海海面上占据60%以上，来自阿拉伯半岛乃至东南亚的风帆船舶，每年夏季借助西南季风驶来广东，进而北上前往宁波、泉州，以及日本琉球、长崎等地，冬季又借助西北季风原路返回，北宋人朱彧在《萍州可谈》中，就谈道：“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五月，六月，就南风。”并指出广东当地百姓与海上船户，称季风为“舶趠风”，苏轼即以此为名赋诗，有“三时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舶趠风”之句。作为省会所在与东西北三江汇集之地，广州更是得天独厚：闽西、赣南的外销陶瓷、丝货、茶叶沿东江而来，湖湘之地的丝茶沿北江运至，滇黔川桂等地的锦绣、粮食、木材则顺西江，汇集至广州。
有了如此天时地利，广州作为中外海上交通贸易枢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代。在市中心中山四路的车水马龙之间，香火缭绕的城隍庙之旁，静静地坐落着南越王宫署遗址博物馆，自1974年首次发掘以来，在此先后发现了宫殿基址、园林廊道、宫城城墙、园林池渠等遗址。博物馆一层，即为开放性参观的园林遗址。
“从出土的南越王宫园林遗址的形制和文物来看，可以证明广州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跟东南亚等国家地区通过海上沟通，有了频繁的商业和贸易往来。”博物馆馆长全洪告诉我们，首先，这片王宫园林的建筑方法，就与中原核心地区的宫室院落截然不同。“这种石构水池和曲流石渠整体皆为石构的建筑方法，在我国秦汉时期的王家苑囿中尚属首见。两处遗迹中还有不少以石为材的造景，如石构水池的池壁用石板呈冰裂纹状密缝铺砌，叠石柱和八棱石柱也能在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古希腊的不少遗址中见到，这就不排除建筑形制是受海外影响的可能。”
在博物馆二层的文物陈列室里，我们还看到了几块出土的带釉砖和筒瓦，釉彩为青灰色，有细碎的开片，在灯光下散发出一种宛如玻璃的质感与光彩，全洪说，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古陶瓷研究中心的鉴定，这种釉被称为“碱釉”，也来自同时代的中亚与波斯地区。而在距离这些砖瓦不远的陈列柜里，还有十余件于遗址南汉文化层中出土的蓝釉器残片。蓝釉，又被称为孔雀釉或者波斯蓝釉，从蓝釉器残片的造型、花纹、釉色和陶质等看，都与在福州市五代十国闽国王延钧妻刘华墓中出土的施孔雀蓝釉大陶瓶相似。
南越王宫署遗址博物馆展出的波斯蓝釉陶片
这些出自遥远国度的珍宝，是如何漂洋过海，辗转来到广州的？在宫署博物馆一侧，还有一方不起眼的回填考古探坑，在这座规模宏大的宫室发现之前，考古工作人员在此找到了一处时代绵延秦汉两朝的造船设施遗迹，若按照遗址所出土造船台的尺寸，并参考其他汉代陶船模的比例，可推算当时所造船只的长度可达20米左右，载重约25～30吨。其形制，根据广州其他西汉墓葬出土的陶制船模推测，可能已经拥有多个舱室，上有甲板与帆、橹、舵、瞭望台等设施，具备了在内河乃至近海长期航行的能力。岭南地区造船业的发达，在两汉之后也依旧存在：三国孙吴政权黄武五年（265），孙权将合浦、苍梧、南海、郁林四郡为广州，“以舟楫为舆马，以海岛为夷瘐”，专门负责督造船舶的官位“建安典船校尉”，最大船名“舡”舶，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这种大型船舶可能长达二三十丈，船体建筑最高距离水面两三丈，最多可乘坐六七百人，载重量达到“万斛”，前后拥有4张可以活动的巨帆，以适应来自不同方向的风力。
根据史籍记载，南越国由于三面临海，坐拥海运交通之利，加之岭南地区物产丰富，所以迅速富甲一方，《晋书·吴隐传》即称广州“负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筐之物，可资数世”。距离南越王宫遗址不到10分钟车程，就是解放北路。1983年，在这里的象岗山发现了南越第二代国王，文帝赵昧的陵墓。在这个占地100平方米的“早”字形大墓中，考古工作人员曾发现了多件价值连城的舶来随葬珍品，包括焊珠金花泡挂饰以及一件银盒。挂饰为半圆形，焊有金丝图案和小型珠，而银盒表面有锤揲而成的蒜头式纹样，以及鎏金的穗状纹带，带有浓郁的波斯艺术风格，与汉代中原流行的金属器物迥然相异。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上）和红梅乳香
与这件银盒一同出土的，还有4件铜质熏炉。博物馆馆长吴凌云告诉我们，当时在一件豆形熏炉中，考古工作人员还发现了一堆灰粒与碳状香料残存，而在另一件漆盒内，发现了大约26克乳香。乳香，为乳香树渗出的树胶与树脂凝结而成，可用于熏香，也可入药，亦被称为“薰陆”，译自梵语“Kunduru”，意为“香”，在《三国志·魏志》、《后汉书·西域传》曾被提到。这一批乳香遗存的发现，证明产自中亚、阿拉伯的外国香料与熏香风俗在西汉时，就经过海路，从今日苏门答腊中转，进入我国。
随着海路运输进入广州的，不仅有来自各国的珍宝与其他独特物产：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广州农林下路、三育路等两汉墓葬中，考古工作人员不断出土了形态各异的“托灯胡俑”，在今日广东省与广州市博物馆中，就可看到这些陶俑的原件或者复制品，他们头顶或手托灯盘，造型深目高鼻，宽鼻厚唇，胡须浓密，赤脚缠头，与其他各地汉墓出土的陶俑截然不同，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南海道辗转贩运至此的外族奴婢，可能为中亚与波斯人。东汉人杨孚曾在《异物志》中记载，岭南之地富豪权贵家中即以豢养“瓷人”以为炫富，这些外来人“齿及目甚鲜白”，面部与皮肤“异黑若漆”，“为奴婢，强劳力”。
海上丝绸之路，在唐宋之际，逐渐演化为陶瓷与丝绸并行输出，部分原因即是因为拜占庭帝国终于通过中亚陆路丝路习得养蚕制丝技术。在广东省博物馆三层的陶瓷馆中，展示有数量丰富的外销瓷器。迄今为止，发现的广东唐代陶瓷窑址共有28处，包括广州西村窑、湛江雷州窑以及新会官冲窑等。程存洁告诉我们，在瓷器变为大宗出口海外产品之后，需求剧增，然而瓷器脆弱易碎，从岭北、中原运至广州，数量受限，损耗极高。于是唐宋以降，广东外销瓷生产业逐渐兴旺，制造水平亦逐渐与中原平齐，以西村窑为例，在中后期已能仿制众多名窑的典型瓷器，如越窑青瓷、耀州窑青釉雕花、景德镇白瓷、磁州窑彩绘瓷等。
1556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士曾经来中国游历，于其游记《中国志》中提及，广州“市场上形形色色琳琅满目的瓷器有些极粗糙，有些极细致，有些公开出售是非法的，比如红色、绿色、涂金和黄色的，因为它们只能供官员们使用，出售瓷器最大的市场在城门附近，两旁是两层楼的木质建筑，有带顶的通道，每家商铺都在门口有一张巨大的牌子，详细写明他们出售的货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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