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青海的化隆回族自治县的一角。对，黄河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清的。大片大片很壮观的丹霞地貌。很美。
但是，不长东西。当地也一直没什么工业。一直到1990年代，这里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3000元，是重点贫困县。1980年代后期，当地政府觉得这里有些地方实在是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决定开始生态移民。
移民后的就业成了大问题。当地政府成立了一个独特的部门：就业局，专门各种想辙。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附近的大城市--兰州，已经开始发展，于是，一些人就去兰州牛肉面馆当学徒。其中一些人当时听说南方、尤其深圳特区的钱好赚，反正本来也穷，没什么好顾忌的，背起铺盖就到了深圳。有人开了一家简易的拉面馆，结果大吃一惊：发了！
业务扩大，人手不够，就把家里的亲戚都叫来了。这家发达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多乡亲们觉得反正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也去试试。。。。
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化隆，到深圳，广州，然后是上海，北京。。。。开拉面馆。生意一时非常红火，这个21万人的县，据说多达7-8万人在各地开拉面馆，每家都有人在外面开拉面馆或者在拉面馆打工。
产品大受欢迎。
这时候，我觉得，他们犯下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管自己的拉面馆叫“兰州拉面”。
出来的人多了，寄回去的钱也多了，县里很兴奋，决定要大力发展拉面产业，鼓励更多的人走出去，在就业局下面成立了拉面办。拉面办的人很快去到各个大城市，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安营扎寨。开始他们的很多工作是搞后勤：协调各种关系，解决办手续、住处甚至孩子入学什么的事儿。对于突然来到大城市的穷苦农民，这些服务当时确实很需要。
这事儿甚至引起了习总的关注。习总在福建的时候，对口支援过宁夏的移民扶贫，所以他关注化隆拉面的角度也是这个。据新华社，他曾经在出席青海人大代表讨论时，专门点名具体询问过化隆拉面产业。
从化隆来的人越来越多，拉面馆也越来越多。有些新来的一时不太敢深入城市的别处，就在老邻居的拉面馆的隔壁或者对面开张了一样的拉面馆。
矛盾就来了。
当时反正都是本县的乡亲，最多还有邻县循化的，大家就说，咱们约法三章，谁也别在别人家的拉面馆400米（有的城市500米，等等）内再开。城市那么大，应该再往里面走一走。
拉面办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也愿意协调。当时新来的一般都会先找拉面办请求落脚的协助，拉面办当然也就顺理成章的告诉他们这类规矩。
1990年代下半期左右，“兰州拉面”已经开遍了大街小巷。这时候，兰州人才突然发现：哇呀，这么大的市场，怎么让青海人占领了。不行，咱们也得去。
兰州人毕竟财大气粗一些，连锁店模式一上，开起来也很快，而且概不承认青海的上述约定。。。。一些地方的矛盾就扩大了。
到了2010年左右，一些城市，比如上海，青海和兰州的拉面业者决定达成这样的谅解：今后兰州人用“兰州拉面”，青海人用“青海拉面”。更听说开始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还是有一些业者拿着2010年的协议围堵、砸店。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大家都没有未来。所以我一直说：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要赶紧修订一下行业自律细则，不能2010年“管杀”，现在“不管埋”：
毕竟中国市场上能够和麦当劳、肯德基分庭抗礼的、比较标准化、又成规模的快餐太少了，兰州拉面和青海拉面（统称西北拉面吧）用接近三十年做到今天是非常难得，接下来怎么办，得好好想想。
一些问题的思考。
1，行业自律和行政管理、法律应该是什么关系？
首先，我坚持，在一个过度竞争的行业里，适当的行业自律是非常必要的，你看看人家麦当劳、肯德基怎么管理的就知道了。尤其是在差异很小的行业里（比如拉面，比如沙县小吃），这种难得的行业自律应该鼓励，鼓励其达成、鼓励其不断修订。专门研究过这个行业的大咖也是同样的看法：
其实行业自律和市场竞争并没有矛盾，只要市场竞争的现实不断反映到行业自律的具体内容就好。有市场就行，不要行业自律，显然是不对的。而政府、行政部门怎么从很计划的管理变成服务，法律体系怎么适应这种需要，是个大问题--不仅仅是拉面行业的问题。
2，有了行业自律甚至政府背书，就可以打砸、围堵吗？公安真的不敢管吗？谁说的：
3，这里面有“少数民族”、“清真”什么事儿？
看到这里，你应该也同意，其实真没有这些多大事儿。如果沙县小吃当时不叫沙县小吃叫广东小吃，然后广东人民发现，这小吃很火。。。同样可能会面临一样的问题。
而诸如没有获得清真牌照的擅自悬挂清真字样营业、引发投诉，那首先说明清真食品管理立法和执法的规范迫在眉睫。这种事情让大家知道找谁投诉或者举报，让执法部门知道谁该管什么并且马上响应，出现群体性恶性事件的机会显然就会减少。当然，重复一次：投诉可以，围堵打砸不行，见2。
这碗面怎么做，不止是一碗面的问题。这里面不仅有扶贫、移民、城市化、行业民主自律、行政管理、法律体制、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问题，还有智商的问题。把问题引导到几乎不相关甚至枝节的问题去，是一些别有用心着惯用的伎俩，弱智者经常会上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