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在那本著名的书籍里写道：“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
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
这本书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短短几句话，勾勒出一代知识分子空洞的精神世界。恰恰是这些精神空洞的人，现在成为了我们人生中或轻或重的老师。这种精神空洞的现状，真像演讲者所说的那样，都是教育的失败才产生的问题吗?如果这样，那么80年代成长起来的，我们的老师们，为什么也如此的精神空洞，也同样的精致利己呢?
演讲者想要通过教育的改变来应对“空心病”，可是，正如他发现了那样，当施行教育的人同样是一群没有历史责任感，找不到人生追求的人时，谁来改革教育?
精神空虚的根源，并不在于教育问题或者心理问题，而是根源于现代社会中单个个人与政治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割裂。换句话说，由于个人无法参与到集体性的政治生活之中，使得个人既不可能通过掌握自己改造客观世界的成果从而获得自我确证，也不可能通过集体赋权来得到社会确证。个人无法参与到集体性的政治生活，直接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人可以不承担责任，二是人不再被别人所关心。
当人成为客体时，人若浮萍，生死与人无关。当人做为主体时，人若机器，完成规定劳动，可以养活自己之后，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都消失殆尽。既然如此，除了上帝之外，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在社会越来越需要集体合作的时代，集体越来越松散和溃败，一切集体都逐渐地成为利益集团。这并非是一个人类世界的正常状态，而是历史发展的变态选择。
历史何以选择了这个变态结构呢?那些以理想和政治信仰组建起来的组织，何以在历史中被击溃?
在富士康的调研报告中，我看到这样的案例：富士康庞大的工人群体，稍加组织，本来极有可能成为具有力量的政治集体。可是，富士康的领导们精心设计，让同乡分开，让同宿舍错开工作时间。同时，富士康的工人们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丧失了相互交流和沟通的机会。再同时，个人主义的文化氛围和英雄主义的美国大片，占据着他们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完成意识形态洗脑工作。这样，30万人的群体，就是一片没有任何政治组织的死气沉沉的迹象。
整个社会，不就是一个富士康吗?
没有时间交流，没有对别人的责任，时刻接受个人主义的洗脑，出了问题就跳楼。
当然，北大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的学生，衣食无忧，他们和富士康有一点不同，可以不用面对现实劳动的沉重。这虽然使得他们有时间去思索问题和接受心理治疗，但也使得他们的生命更加轻盈，轻飘飘的悬在空中。
当我们嬉笑那些人人向往革命理想的年代为荒诞时，却没有意识到，在荒诞的程度上，我们比他们走出了多远。
要想解决问题，还得回到历史，还得重新理解有着革命理想的那个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