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律师朱明勇3月23日微博：因浙江张氏叔侄冤案出名的“女神探”聂海芬，目前正在北京接受晋升前培训，其警衔将由原警督晋升为警监。
另据媒体人石扉客微博：全国所有升监的高级警官都需先在公大进行例行培训，聂海芬因符合升监条件，确在这次警衔晋升培训名单之列。但浙江省厅并未直接报送聂，聂也未参加这次培训。
3月25日广东卫视播出的《社会纵横》节目，有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人士透露，聂海芬被记大过一次，已不担任大队长。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称，聂海芬仍然在职，只是“很久不来单位了”。
2014年4月，浙江高院院长齐奇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证实，张氏叔侄案与萧山五青年案，没有发现是故意制造冤案，相关人员都是在组织内部，按照党纪政纪来问责。“对造成错案人的问责是必要的，但也要区分程度、情节。故意冤枉人和仅仅是判断错误、破案心切，还不一样。”
有人认为，聂海芬不是一线侦查人员，故不需要承担责任。张氏叔侄的律师朱明勇认为，作为把关人，聂海芬是此案的最终负责人。
聂海芬在此案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请看——
“既要查找证明证据打击犯罪，又要查找反证以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但往往以打击犯罪为出发点。”
作为预审员的聂海芬，成了“神探”；预审作为刑事侦查的第一道屏障，不幸失守。
7年前，侦破张氏叔侄杀人案的巨大光环，照亮了“女神探”聂海芬，现在却让她在聚光灯下无处可躲。
2006年3月3日，时任杭州市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接过勋章和证书，成为1960年以来惟一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女民警。
《杭州日报》当时的报道描述：若非是置身颁奖现场，记者很难相信，这个有着一双亲切笑眼、一对甜美酒窝的窈窕女性，就是传说中那个专与死囚对话的现代女“提刑官”。
报道说，这位女预审员在近五年里，牵头主办重特大案件350余起，准确率达到100%，经她审核把关的重特大恶性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
2006年4月13日，中央电视台第12频道《第一线》栏目推出“浙江神探”系列报道之“无懈可击聂海芬”，她所办理的诸多案件，只选了张氏叔侄杀人案。
偏偏这最得意的案子，成了冤假错案的典型。
正是聂海芬的预审结论，推动张氏叔侄杀人案错案办结，随后经公诉、审判两个环节“错上加错”，最终偷走了叔侄俩十年光阴。
对于“女预审员问题”，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徐定安称，“不管哪个环节、哪个人有问题，都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神”推测：只往有罪方向
2003年5月19日，安徽少女王冬被发现赤裸陈尸于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一条水沟内，18日晚搭载被害人的老乡、货车司机张辉、张高平侄叔俩，被认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根据上述央视节目，因为两个嫌疑人的口供一再反复，案发地西湖公安分局请求聂海芬“出马支援”。
“在这个案子之前聂海芬已经很有名，能力确实很强。”曾与聂海芬一起学习过的一位杭州资深警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受聘担任杭州市警校兼职教官，自编教材，向新人“毫无保留”传授自己二十多年的预审经验。
聂海芬出生于1965年9月，1986年参加工作后很快成为预审骨干，是浙江省“刑侦行家”。她担任队长的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六大队，负责主办全市公安机关市级管辖杀人、抢劫、爆炸、投毒等重大恶性刑事案件的预审办案工作。
“女神探”介入前，俩嫌疑人已交代了叔叔协助侄子强奸受害人并抛尸的“犯罪事实”。问题是，事实真相还要依靠证据说话，但恰恰是现场取证陷入了困境。
摆在聂海芬面前的，是一起只有口供，没有任何物证的案件。在节目中，聂海芬坦言，当时既没有在被害人身上发现精斑等痕迹，也没有在车上找到任何物证，受害人指甲里留下的男性DNA，经鉴定与俩嫌疑人无关。
聂海芬决定先查证有没有第三个嫌疑人。在她的指导下，侦查员先后三次去安徽，试图找出被害人DNA鉴定中的另一名男子，结果一无所获。
于是，她“只剩下一种选择”——查证张辉、张高平的犯罪嫌疑是否属实。
她的招数是：抓关键细节，把细节串起来去思考；然后通过调查去固定或者判断细节的对错。细节何来？完全就是张氏叔侄的供述。
办案民警吴伟说，要把每个细节像电影的慢动作一样，一个一个固定下来，如果形成一致的共同动作，“那么这就非常客观地反映当时的情况”。
张氏叔侄供称作案抛尸时听到水流声，但当地群众说，我们这条沟里平时没有水啊。聂海芬就带着侦查人员去调阅水文数据，看有没有下过雨，形成水流量，能让犯罪嫌疑人在抛尸时听到水声。
嫌疑人称强奸了受害人，但尸检没有任何残留物。聂海芬跟刑侦人员就去请教法医，法医分析说有可能啊，比如经一夜的水冲过以后，把被害人体内强奸的痕迹冲掉了。
聂海芬还做了多次侦查实验，比如找了辆货车从安徽开到案发地。
经过聂海芬及侦查人员的艰苦努力，基于口供形成的“客观事实”就这样拼贴而成，“她的时间都是精确到秒的，距离是精确到米的”，最终在参与办案的民警吴伟眼里：“无懈可击”。
“女神探”的一系列动作，让办案民警们佩服不已。然而，几乎所有的推论，现在看来基本上都经不起推敲。比如，受害人尸体未有被强奸的遗留物，是可能被水冲走，但也有可能根本没被强奸。
浙江省一位公安系统人士说，预审工作包括查明案件事实和判断有罪无罪两项主要职能，“既要查找证明证据打击犯罪，又要查找反证以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但往往以打击犯罪为出发点。”
聂海芬的问题是，只顾查实，忽略证伪。所有的方法，都是冲着证明嫌疑人有罪供述的合理性而去，“其实就是有罪推定”。
2、预审员：审查缺失
此次浙江高法翻案，判决书认为不排除第三人作案可能，尤其以比对上DNA的勾某某嫌疑最大。
遗憾的是，勾某某2005年犯下一起强奸（未遂）杀人案，作案手段与王冬案非常相似，该案审核人正好也是聂海芬，但在之前的审讯中她“未曾发现勾某某具有作案嫌疑”。
此前的DNA鉴定结论，虽已明确指向与张氏叔侄无关，但仅凭有罪供述，他们依旧被认定有重大犯罪嫌疑。
而最新的判决书中，最让人惊讶的是，当事人的有罪供述，系侦查过程中警方使用“牢头狱霸”袁连芳迫使诱逼作出。
而“神探”聂海芬用以推理串连的各种细节，均基于两位嫌疑人的供述；然后，她想方设法加以印证。
残酷的是，这些供述是当事人被迫捏造的。浙江高法的判决书确认，从同监犯获取及印证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等侦查程序和行为不合法，本案“不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以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情况”。
聂海芬是否对可能存在的非法取证完全不知情？在央视节目中，她说，“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下，经过突审，开口了，两个人都讲了。”
错误从侦查的一开始就铸就，而作为预审员，聂海芬本有可能也有责任发现并予以纠正。
与国外的预备性审理不同，预审在中国存在于公安机关内部，在1979年刑诉法和侦查、拘留等并列写入公安机关职能；1996年刑诉法修订时明确，“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案件，应当进行预审，对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核实”。2013年开始施行的新刑诉法，这条规定原封不动。
自1996刑诉法第一次大修之后，公安机关开始推行“侦审合一”，聂海芬所带的预审大队，就隶属于刑侦支队。但无论分合，预审存在于侦查程序中，但有别于侦查且责任重大。在“侦审合一”后，对办案警察的要求是：既能侦查，又会预审。
1979年公安部制定的《预审工作规则》称，预审人员的职责是，查明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查明犯罪情节的轻重，正确地认定犯罪性质和罪名，检验核实侦查所获的罪证材料是否确凿，“保证不放纵敌人，不冤枉好人”。按照浙江省公安厅徐定安的说法，预审承担的是破案后、移送起诉前对相关证据材料审核把关并形成诉讼卷宗的职能。
按照规则，预审人员对被捕的嫌疑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必须进行审讯，“对证人所陈述的事实，应当问明来源和根据”；对嫌疑人的申诉和嫌疑人提出的反证，都要认真查对处理。预审员在发现不应该逮捕的时候，还应立即报告领导人予以释放。
广州《羊城晚报》记者曾拿出聂海芬照片给张氏叔侄看，二人均很确定地表示，“没见过”。记者追问有无被女警官提审过，二人均坚决否认，叔叔说“从头到尾都没有女人审过我”，而侄子说，只有在提取DNA鉴定时，“一个女警员来给我取了指甲、毛发”。
南方周末记者在本案的案卷记录和一线侦查材料中，也没有找到聂海芬的名字。
在此案中，预审的一些禁止性规定，也没得到执行。最明显的莫过于，禁止刑讯逼供，而像袁连芳这类协助公安机关侦查的特殊人员，原则上“不得作为证人”。
作为预审员的聂海芬，成了“神探”。预审作为刑事侦查的第一道屏障，则不幸失守。
不过，在杭州的公安系统，不少人对聂海芬报以同情和肯定态度。有人就提到，她现在的职务还是大队长，依然在一线工作。
2011年7月，在浙江省广播电台的《我是党代表》节目中，这位现代“女提刑官”再次登场。节目举的两个案子，都是讲述她如何突破嫌疑人的心理防线，使其认罪伏法。
“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在节目中，她再次道出自己的座右铭。
但对于一个预审员来说，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是否合适？在5月6日《人民法院报》所载最高法副院长沈德咏的文章中恰好对这句话有所论述：“我们的观念中常有‘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认识，但要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让无辜者获得保护，那就有可能会‘放过’一些坏人，这种制度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各方面都要有心理准备，这也是维护刑事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