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非洲遇袭图
伊拉克某中资企业项目营地的安保小组，持枪的是当地石油警察，站在中间没有武器的是中国保镖。中国安保公司出于各种考虑，基本不让中方安保人员持枪。(田成/图)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正在“走出去”，包括地球上最危险的角落。与炸弹、地雷、枪炮相伴，谁来保障企业安全?民间如何参与构筑中国的海外安保体系?
南方周末记者历时半年，跟踪调查多家中国安保机构，采访近十位海外安保人员，这份“中国安保海外生存报告”，将带你走近这一与死亡对话的特殊职业。
中国1个人负责20万人次的领保工作;美国这一比例为1∶5000左右。“这个空白需由非政府机构提供的安全服务来填补。”
中国安保企业“多、小、散”，面临国内法律限制，缺乏必要的政府扶助。连中资企业也倾向于雇用西方安保：他们可以持枪。
这几天，得知5月份儿子要重返战火纷飞的伊拉克，田成的爸妈“扣下”了他的护照，并安排了一连串的相亲。田成属羊，二老希望他在本命年把终身大事办了。
90后小伙儿田成留着板寸，发达的胸肌将T恤紧紧绷起，这和他的职业很搭。过去的一年里，田成两次赴伊拉克，身份是中资企业的安保。
“今年怕是出不去了。”此刻，他坐在老家甘肃天水的一处健身俱乐部一筹莫展，原本盘算着去伊拉克，或者去一趟安哥拉。
地处非洲大陆西南一隅的安哥拉，刚从27年内战泥淖中爬起，满目疮痍，动荡不安。2014年12月，3位中国公民在安哥拉首都住处遭劫杀，在那里经商的中国人说，“抢劫的很多，几乎每天都有。”
即使这样，田成依然想去。风险高，意味着薪水就高，一年下来，安哥拉的安保收入比伊拉克多上好几万元。这个号称“南部非洲聚宝盆”的国家，盛产石油和钻石，还蕴藏着可观数量的铜、锰、铁矿，已吸引62家中资企业到此投资。
“干我们这行，越多海外经历越吃香。”说这话时，田成想起半年前，他在伊拉克差点命丧枪口。
首要任务是保命
2014年10月初的一天，伊拉克某项目营地。空气一如往常闷热，田成却感到神清气爽——项目完工了。
中国员工已基本回国，营地里仅剩几个当地的石油警察，两个中国安保和几名中方负责人。只要监督搬家公司把集装箱房子悉数拆下，装车运回主营地，他的工作就圆满完成。
上午十点左右，田成突然听到大门外一阵吵闹声，他迅速跳上两米高的土墙。糟了，铁丝网被撬开一道口子，六七十个当地村民扛着枪，正挨个往里钻，有的已跃过深两米宽三米的壕沟，往营地逼近。
“咔哒”，只听脚下传来子弹上膛的声音，田成低头寻去，墙角下，三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
田成认得其中几个面孔。
不久前，得知项目即将完工，该村酋长要求中方把设备和厂房留下，遭拒后愤然离去。不曾想他们选在营地最薄弱的时候偷袭。
这是一块有标准四道防线的营地，由外向内依次是铁丝网-壕沟-土墙-T形墙。铁丝网外围安有十几个摄像头;壕沟里平日盛满水，以防止歹徒挖地道进入;再往里，是土墙，及供石油警察和当地安保巡逻的土路;最里头乃营地的最后一道防线——3米高的梯墙，由一块块厚约50公分的水泥结构拼起来，一个营地通常由数百块这样的结构拱卫而成。
因撤离接近尾声，摄像头被取下，壕沟里的水也抽干，外墙亦没有石油警察巡逻，想到这，田成有些懊悔。
但在枪口下已没有太多选择，他本能地做了个靠边站的动作。村民们开始往里冲，把空调从集装箱房上强行卸下带走，有俩人为一个空调起了争执。一旁的石油警察和当地安保眼红了，竟把枪丢下，加入抢的行列。田成呆呆看着他们在二十分钟内搜刮一空，哭笑不得。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访问的安保人员中，十之八九赶上过营地遭袭。多数时候，他们只能“给钱消灾”，而非像电影里和劫匪展开激烈的枪战。
这群时刻行走在危险边缘的人，首要任务，是保中国员工的命。
伟之杰安保公司总裁者美杰直言，“对海外安保人员进行培训时，部队那一套垂直打击在实际中根本用不上。”
话虽如此，包括伟之杰、华信中安、德威、华威等多家开设海外安保业务的中国企业，却都把能上战场的“退役特种兵”视作金字招牌。华威保安集团对外称，其成立的海外服务中心由训练有素的退役特种兵、特警、防暴队员等组成。
“他们来自番号隐秘的特战部队，实战经验丰富。解放军某军区‘天狼’突击队、武警‘雪豹’突击队、武警新疆总队‘天鹰’突击队……”中国保镖协会副会长张东方自己就曾是兰州军区特种兵。“90后”的田成，退伍前也曾在武警新疆总队反恐大队服役。
某安保企业安全顾问李新曾在北京军区特种部队担任代理排长5年，能说能打。2009年踏入这个行当才两个月，他即被派往苏丹。这个拥有几十股叛军的高危国度，一个小事件就可能引爆战争，而中国企业的石油作业区，分布在南北苏丹之间最不安定的地段。
2012年，南北苏丹战乱，中石油二百多名员工需要紧急撤离油区黑格里格。但机票一票难求，平时一万美元的包机，此时三万美元也租不到。李新指挥员工准备撤离应急包，对讲机24小时开机，逃亡的吉普车油加满以待。当包机成功消息来到，不过十分钟，整个油区不同作业单位人员集合完毕。“飞机前脚刚起飞，炮弹后脚就落下来了。”
一周后，南苏丹军队撤离黑格里格，李新再次奉命陪同中石油高层去油田勘查受损情况。在一段两公里的必经路上，叛军埋下的地雷还未排除。这块被南苏丹毁坏殆尽的油田，至今未能全部复产，直接损失至少30亿美元。
也正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像李新这样的“退役特种兵”，开始跟随中石油等大型国企挺进高风险的海外市场。
中石油雇用英国安保
2004年是个分水岭。
在这之前，中国海外安保市场几近空白，而中国企业正以更快的步伐走向海外，包括中东、非洲、东南亚和拉美等高风险地区。
这一年，针对海外中国人的恐怖袭击首次出现。6月，11名在阿富汗的中国工人，睡梦中遭武装分子机枪扫射后身亡。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首次提出了海外利益的概念，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正式运行。
从实际经验来看，国家力量的效率可圈可点。2008年以来，中国从各种突发性事件中，先后安全撤回5万余名中国公民。
但随着中国海外资产的盘子越来越大，从政府和外交层面施展海外保护的单一手段愈发捉襟见肘。
2015年4月12日，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领保中心主任翟雷鸣向媒体坦言，中国目前领保工作人力吃紧，“每个人要负责20万人次的领保工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受理过如此庞大的工作。”美国这一比例为1：5000左右，日本则大约是1∶1.2万。
“这个市场空白需由非政府机构提供的安全服务来填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说。
2009年，索马里海盗猖獗一时，中国籍船只不堪其扰。中国为此曾计划设立“交通运输部海上护卫中心”，拟在军、警、内卫之外，建立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敏感刺激的第四种力量，为中国船只提供安全服务。
彼时，安保公司是最佳选择。可惜，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设立保安服务公司，中国就此作罢。
不曾想，英国人占去了先机。此后两年，印度洋海上武装护航这块“肥肉”，被英国安保公司独享。
直到2012年，一个名叫华信中安的中国民营安保企业改写了历史，为本国船只提供海上武装护卫服务。
相比近千家公司年产值超百亿元的国内安保市场规模，十几家“走出去”的安保企业在国际市场踽踽独行。
伟之杰安保公司总裁助理费明介绍，目前，中国安保企业多数以百人规模成建制地在海外拓展，部分在海外建立了分公司或办事处。
“大量是安全执行层面。”伟之杰安保公司总裁者美杰说，能提供安全咨询和管理为主的高端安保公司数量非常少，与中国海外企业的需求不匹配。
如今伊拉克战火再燃，中国在伊业务却有增无减。商务部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在伊新签承包工程合同52.5亿美元，同比增长近5成，当年派出各类劳务人员逾万人。美军抽身离去，留下安保真空的危险。
在伊拉克，权重大的股东对安保公司的选择更有话语权。华卫集团海上武装护航负责人王锦章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与大股东英国道达尔公司合作的中石油，在很多项目上雇用英国的安保。
“这个钱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挣呢?”一家国企高管曾这样问安全顾问李新。
吃过亏后起用本国安保
2014年8月24日，土耳其、伊拉克边境一处由中国承建的火电站工地遭袭，三名中国工程师失踪。2个月后，李新被请去“灭火”。
“土耳其向来很安全，这是首例安全事件。”与李新初次见面，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员还抱有幻想。发生绑架以前，火电站只雇用了当地几个老百姓看守庭院。
火电站位于土耳其东南部小镇锡洛皮，距离土伊边境口岸仅十五公里，曾因边贸而繁荣，如今异常萧条。不仅常有库尔德人示威游行，边境政府军还时不时和库尔德游击队交上火。2014年以来，附近更多了一股更加危险的武装力量——“伊斯兰国”。
“土方没管理，中方没监督，安全意识差，安保素质低。”几日后，李新给火电站下了一份诊断书。
实际上，这不是中国机械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第一次“摔跟头”——2014年6月，因伊拉克内战，该公司位于萨马拉市的油气电厂里，1200名中国员工被困。
安徽汉子汤永富至今没有忘记，2014年6月13日那天，伊拉克反对派攻进萨马拉城，他和工友上了新闻头条。
战事最胶着时，护卫电厂的三十多名石油警察扒下身上的警服，换上了普通老百姓的衣裳，敞开电厂大门。他们解释：“开着大门表示我们清白，不容易引起反对派的反感。”
“如果反对派决定绑架我们，那我们就是一锅等着被吃的饺子。”汤永富至今想起仍有些后怕。
通常，在伊拉克、苏丹等地，走出去的中资企业通过与当地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将公司纳入该国的安保系统中。
苏丹对油田的安保自上而下由安全局、特种部队、野战部队、石油警察和当地安保五部分组成。德威集团安全顾问王厚兴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安全局直接归总统管理，通常在每个产油区驻有一名代表，扮演协调者的角色，有权调动部队;当地政府为保护石油资源，在大部分油区安排了装备相对精良的特种部队驻防;野战部队类似国内的武警;而石油警察在油区本地老百姓中选聘，由安全局负责管理，战斗力较弱;企业自己聘请的当地保安公司人员，主要职责是看守营门。
伊拉克则主要是石油警察，他们受雇于伊拉克石油公司。主营地20名警察一班岗，2-3天换一次，石油水站配15名警察，钻井队则配10名警察，他们都持有武器。
“但他们只是‘看上去很强’，实则存在很多问题。”王厚兴说。在伊拉克，岗楼上执勤的石油警察，常常神态轻松地倒坐在绿椅子上，把枪头朝下插在松软的土中，要不就把枪倒挂在墙上。
“这还算好的了，有的甚至溜号儿。”中国安保人员张东辉说，他和队友每天的工作首先是监督石油警察是否恪守本职。
“碰到危险情况，他们经常撂下枪自顾自逃跑。”者美杰回忆。
更危险的是警察当“内贼”。德威集团安全顾问李伟曾在2013年先后两次赴南苏丹执行任务，那里曾发生一些里应外合的偷盗抢劫事件。土耳其火电站的安保是否与实施袭击的库尔德游击队串通一气，至今依然存疑。
“各种可能性都有。”李新很隐晦地说。“不能把宝全押在当地武装力量上。”
某些中资企业会雇用本国人安插在最后一道防线，以评估安全风险、监督当地安保的工作。但许多企业不舍得花这个钱。
但吃过几次亏后，中资企业开始希望雇用中国人。
你们何时配上枪啊?
尽管中国人已经进入了海外安保市场，既“敬业”又“讲感情”，一些中资企业还是倾向于选择西方的安保公司，即使后者的价格要贵上1/3甚至一倍。
原因很简单：他们持有精良的武器，几乎武装到牙齿。这戳中了中国安保公司的软肋——不能持枪。
有些国家明令禁止私人外国安保公司在它们的领土上使用武器，但也有国家如伊拉克，私人可以买枪，私人安保公司还可以在获得当地国政府的许可或颁发执照后，持有和使用武器弹药。
黑水等西方知名安保公司在伊拉克就有持枪资质，而中国安保公司不行——根据中国法律，公民不允许携带武器出境。
在伊拉克某石油项目待过4年的张东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因为没有枪，他能做的，只是在发现敌人后及时报告当地警察。
2013年3月13日晚上9时05分，一阵枪声传来。张东方惊起，熄灯，把窗户关死，让一百多名中国企业员工藏好，随后赶紧用卫星电话向主营地求救。
此刻，营地外停着一辆皮卡，车上架着BKC机枪，两名歹徒持AK47，一人持M16朝天上不断放枪。躲在梯墙内的张东方用望远镜观察到这一切，做了最坏的打算。好在不久后，15名当地石油警察人手一支AK47，还带着两挺机枪赶来了。枪战持续了近45分钟，以恐怖分子被擒告终。
像这样的持枪威胁，张东方所在项目营地至少发生了十几起。
在伊拉克，连放羊娃脖子上都挂着AK47。“内战开始后，AK47等在交易市场上热销一空，几百美元就能买一支。”田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大多数国家，私人安保公司最多只允许使用手枪，但有几个国家是例外——在安哥拉，私人安保公司可以使用如AK47之类的突击步枪;在土耳其，私人安保公司在保护油田和其他能源设施时可以使用MP5冲锋枪和G3来福枪;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西方私人安保公司更是被允许使用各种各样的武器，包括9mm手枪、7.62mm突击步枪和其他的机枪。
“你们什么时候能配上枪啊?”多次海外执行任务期间，安全顾问李新都被中企员工问及这个问题。
2010年，时任北京冠安公司驻伊拉克负责人李国华就枪支配备问题给总部打报告：是否可储备枪支，平时刀枪入库，战时使用?
李国华在文件中提及，当地石油警察中一名中校反映，近期恐怖袭击多发，警察们心态不稳。如此一来，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石油警察临阵脱逃，“我们只能去捡石油警察丢下的枪”。
“国内应适当放宽在中国境外运营的安保公司的权限，如允许其在战乱地区拥有防卫性轻武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呼吁。
伟之杰安保公司总裁者美杰倒是认为，配枪是让员工冒险。“如果我是恐怖分子，看到你手上没有武器，不会把你当作首要敌人。可是有枪就不一样了。”
决策者则更多考虑的是外交风险。中国企业的主要投资对象国大都被殖民过，它们对全副武装而来的投资方式很敏感。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寇立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的投资对象国大多数法制尚未健全，很多事务都要通过非制度化、非法律化的方式沟通。有时候更让中国海外安保人员感到棘手的，是当地维权的民众。
“持枪不持枪，区别并不大。”在寇立研看来，一旦发生绑架、冲突，还是得从主权层面、领保层面寻求解决，靠外交人员不眠不休地沟通，而不是举枪。如果一国政局动荡乃至发生战争，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首要考虑撤离。
采访间隙，身在土耳其的李新向南方周末记者请求，国内若有土耳其安全局势的坏消息，第一时间转告他。由于当地网络信号差，对外面新闻的接收往往滞后。
做中国的“黑水”?
“我们要做中国的‘黑水’!”每每听到业内有人蹦出这样的话，者美杰总是嗤之以鼻。
“撤离时如果发生人员遭绑架事件，你能像‘黑水’公司那样把人质抢回来吗?那是天方夜谭。”他认为，中国安保没有武装打击的权力，现在不是、未来也不可能成为“黑水”。
美国“黑水”公司(Blackwater Worldwide)是世界安保领域的神话。由几个退役军人创办于1997年，从最初6个人，已发展成涉及世界9个国家的安保帝国。
“黑水”刚开始发展极其缓慢，2000年时只有20万美元的政府合同，2003年，美国海军科尔导弹驱逐舰在也门被炸，“黑水”公司获得训练海豹突击队和协助军舰、人员安保的大订单。这一年的伊拉克战争，更将“黑水”一举推向美在伊最大军事任务承包商的宝座。
截至目前，“黑水”已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政府合同，其中三分之二的合同不用投标即可承包。仅2011至2013年，“黑水”就雇用了美国退役军人117，439人。
当创始人埃里克·普林斯被冠以“雇佣军之王”时，他回答：“我们不是雇佣兵，我们是为美国政府工作的美国人，对于纳税人而言，我们为他们省了钱。正是有了‘黑水’这样的保安公司，美国政府可以躲过国会听证，绕开外交程序，利索解决了大部分战争及境外纠纷问题。同时避免了政治压力，还节约了账面成本，可谓低投入，高回报。”
事实上，没有美国政府这个大东家和其遍布全球的“反恐大业”，美国“黑水”或许早已随波逐流。
中国的海外安保公司是这样产生的——“一家四川企业要去海外投资了，出于安全考虑，就在当地招几个退役特种兵，带到海外去了，一开始并没有所谓正规的安保企业。”寇立研说。
从业人员流动性极大，英语水平较弱，外派签证办理不够顺畅等问题，也困扰着中国安保企业。
中国安保人员求职海外，依赖圈内人和人之间的传帮带。张东方亲手建立了好几个QQ群，一个群内往往有上千名安保人员。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他成为众多安保公司和求职者的中间人。
华卫国际安全管理有限公司总裁戚鲁岩认为，目前我国有安保经营权的企业，“多、小、散”现象突出，没有形成企业间合理分工的合作体系。
“外面市场很大，我们中一小撮人才刚走出去，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但也没有形成很良好的合作。”戚鲁岩提倡，中国安保企业在海外应当集群式发展，同时寻求政府在资金、税收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扶持建立一批大型跨国安保企业。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更提出，需结合我国国情探讨成立与美国“黑水”公司类似的准军事安保公司，为高风险地区的我国驻外机构和企业提供武装安全保障。
他认为，中国也应从国家立法和政府政策扶持方面向安保企业倾斜。比如争取为外派人员的签证问题提供便利;对安保企业提供开放射击训练的渠道;鼓励部队和安保公司建立合作关系，除接受优秀退役士兵外，军方可协助培训。
但在寇立研看来，“黑水”就是一个政治加军事性质的雇佣军集团，是一个国家在海外势力范围拓展的一种手段。“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大量出现私人安保集团，那是一个坏的标志。”
“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走出去是市场主体的，你不可能武装了自己走出去还梦想着能四处获得鲜花和掌声。”寇立研坚持自己的看法，“如果有朝一日，中国安保行业出现了‘黑水’，那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