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曾使山东东平州名扬天下，梁山泊即是现在的东平湖，而东平湖就是著名改革元老万里的诞生地。
熟悉万里的老同志都这样说，万里这个人思维敏锐、观念开放、敢想敢干，他的改革意识，在党内是有目共睹的。
作为邓小平的“四大金刚”之一，万里当之无愧。
暮年的万里，虽然已无当年战场上的英姿，但却喜欢打网球和桥牌。和万里接触较多的老同志说，现在仍能偶尔看到网球场上万里老人的身影，“但万里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在网球场上疾步如飞了，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场边看别人打。”
78岁的《农民日报》前总编辑张广友透露，万里90岁生日时，对自己的健康很自信，曾跟他说过，“我非常高兴，我不会死于癌症。”
邓小平得力干将
对于做官来说，万里的官场生涯可谓是步步高升、平步青云。
1936年万里加入中共后，便长期追随邓小平，成为邓的得力干将，并和邓小平等人一起，共同开创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的崭新局面。
虽然解放后官越做越大，但他一生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个贫民的儿子。
时任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协助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的吴象这样回忆，万里主政安徽时就几次说过：“我们是靠农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了！”吴象说，万里和别的干部不一样，他从来没忘记这一点。
青年时代，万里就以读书为掩护，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很快就显露才华，20岁出头就当上地委书记，位列“冀鲁豫三大才子”。
1949年，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有效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因之，万里一生都将邓小平当作亲密战友。解放后，万里随邓小平一起到重庆西南局工作。 万伯翱回忆说，父亲跟邓小平一起工作使他获益匪浅，学到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尖锐、处理事务的水平，一生教益无穷。
“文革”时，万里和很多老干部一样都被打倒。
“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万里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铁道部部长。他的改革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确立的。据铁路系统老职工回忆，“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等当时万里制定的改革方针现在仍未过时，为以后农业改革奠定了基础。民间有“安全正点万里行”之说，既指火车万里行，也指万里这个人行。
当时官场即有“四大金刚”之说，其中就包括铁道部的万里。当时老百姓说，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可真能干，“四人帮”批判邓小平时也说“四大金刚”。本来是贬义词，但到了老百姓那里，这就成了一种褒扬了。
农村改革发轫
万里的名字与中国的改革密切相关。
而中国的改革，则与安徽有关。
而安徽为什么走在改革前列？主要是因安徽的落后和特殊而产生的。
“四人帮”粉碎后，中国各地都掀起了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清查运动。而在安徽，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却以“安徽特殊论”为由，始终对此没有动作，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干部群众怨声载道。197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4次开会，讨论安徽的问题。
迫于形势，中央不得不撤换干部，以此强力推进安徽问题的解决。于是，万里走马上任。
到安徽的第一个月，万里就大刀阔斧地解决了“四人帮”遗留的组织问题，再次验证了邓小平的眼光。
万里喜欢调研和行走，主政安徽之后的第一个月，即行走达“万里”。他的名字就是他本人行动的体现。
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万里坦承自己不了解农业，于是，他带着司机、秘书，和一两个记者朋友搞调查。当时有媒体形容万里，从皖南、皖东到皖北，这一走陆续就是三四个月，从夏日炎炎走到了白雪纷纷。
直到现在，安徽民间都还盛传一个故事：万里到了安徽后，对安徽的穷大吃一惊。他去山区看望农民，可老百姓不出来见他，因为没裤子穿，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春节农民吃不了饺子。万里说，当年杨白劳还借二斤白面，到集上扯二尺红头绳过个年呢，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万里“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后来，作为万里农村改革重要助手的吴象说：“正是安徽农村极度贫困的现状，让万里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的路。”
被万里借调来协助自己工作的原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回忆说，万里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到哪都是他们两人，把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把稿子一夺，不听他们形式主义的那一套，自己到农民家里去看。县长说别让万里同志到处乱跑，让我们带吧。万里说即便到地主家又有什么可怕的，看看他们的生活也好啊。
三个月调查研究的结果，就是起草了一个后来震惊全国的省委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
很显然，安徽“省委六条”与刚刚下发的“中央49号文件”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安徽“省委六条”，彻底否定了此前“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方向。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看到后，非常生气地说：这六条，条条都是冲着大寨来的！
很快，陈永贵就组织大寨联合报道组对安徽的“省委六条”开始了强力反击。
金寨与大寨的交锋
万里在安徽主导的农村改革，其中就包括安徽的金寨，而这个金寨与凤阳，走的恰恰就是反山西大寨的路子。
金寨与大寨，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史上一个对立的两极。
山西的大寨与黑龙江的大庆，是当时中国农业和工业树立的两个典型，而万里又在安徽搞出了一个凤阳与金寨，当时的人们都说：这无疑是与中央对着干。
1978年1月4日~26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机械化会议，要求省委一把手参加。万里拒绝了。他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替他去。临走前，万里嘱咐说：“你去了只听只看，不发言不吭气。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回来后也不必传达。”
万里的这一举动，显然引发了陈永贵等中央保守派的极大不满。正面交锋由此开始。
1978年3月，万里亲自在《红旗》杂志撰文，题目是《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新华社随即向全国转发。并鼓动记者写文章为落实生产队自主权鼓与呼，而与此同时，陈永贵的动作远比万里要声势浩大得多。
春节过后，陈永贵组织驻昔阳、大寨的各新闻单位人员，针对当前新闻宣传上的消极和错误的舆论，写文章进行反击。
据回忆，当时，在大寨有一个极为特别的新闻组织，就是中央、省地级通讯社、报社、电台驻大寨昔阳的记者联合组织起来的“驻大寨联合记者组”，“不管你是哪一级、哪一家新闻单位，都用这个名义采访、写稿子。”
但记者们大致了解这件事情的背景，知道这是冲着安徽的万里去的，都感到有点为难。大家议了议，最后决定，只讲大寨、昔阳经验好，不去讲人家的不对，不交锋，不骂人。
但后来陆续发出的文章，依然可以嗅到浓烈的火药味。
1978年4月21日，《山西日报》将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的一篇内参修改后，以《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标题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把安徽省委和万里一块进行了一次大批判。
万里后来回应说：“既然《人民日报》领导说我们可以写文章。他们不点名地批评我们，我们也可以不点名批评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嘛。”
在万里的强力推动下，包产到户于1978年底在安徽最穷的凤阳县小岗村正式实施。
由于反对声浪巨大，万里再一次受到批斗，但他泰然处之。他的态度是，只要群众能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最终邓小平的表态才力排众议，帮助万里完成了改革。
万里在工作
万里之子谈父亲与习仲勋拥抱
农民的儿子
吴象：万里在安徽当省委书记搞农村改革时几次说：“我们是靠农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了！”
万里的儿子万伯翱：去安徽前，老爷子不怎么管农业工作。但他的出身决定了他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虽然没种过地，但他出生在泰山脚下城郊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爷爷穷得出去当兵了，在阎锡山部下，临汾战役打日本的时候牺牲了。当时万里还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让一个不成年的孩子给父亲收尸，太惨了，但塑造出他坚强独立、知道珍惜、充满民族仇恨的性格。青年时代，他就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20岁出头就当上地委书记，位列“冀鲁豫的三大才子”。1949年我父亲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得力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老爷子说跟邓小平一起工作学到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尖锐、处理事务的水平，一生教益无穷。
1952年年底，万里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8年，他主持修建了人民大会堂。
万伯翱：修建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任总指挥，但他主持国务院工作，实在太忙，大量的具体工作就由万里承担。
1962年，18岁的万伯翱高中毕业，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送他下乡劳动锻炼。临行前，万里郑重其事地对儿子说：“我来自工农，你又回到工农。我从此就有了一个农民的儿子，这样我与农民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邓小平的“四大金刚”
“文革”时，万里和很多领导干部一样都被打倒。
万伯翱：文化大革命，老爷子那么耿直的性格，从来没说过软话。有一次对我开玩笑说，老大(万伯翱是万里长子)，你也是工农兵啊，你也批判一下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
“文革”后期，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万里受命于危难，出任铁道部部长。在他努力之下，我国铁路运输开始向着“四通八达、多装快跑、安全正点”的方向迈了一大步。
吴象：当时的说法“安全正点万里行”，既指火车万里行，也指万里这个人行。
然而1976年，万里再度被打倒，刚刚理出头绪和稍有起色的国防、能源、交通、教育等又陷入一片茫然和混乱。
万伯翱：就连奶奶也问我，“你爸爸领导铁道部，使车辆安全、正点到达，也不对吗？”我只好回答，“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他们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误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彼时，“四人帮”控制着宣传舆论大权，指使新华社派记者到国务院一些所谓“右倾翻案风”严重的单位——铁道部、教育部等部委“蹲点”，列席党组会议。其目的是利用记者写内参，反映这些单位领导的问题，为篡夺这些单位的领导权提供“炮弹”。这正是邓小平重用的“改革派”的几个部委，这些改革派，最出名的是“四大金刚”。
万伯翱：“四大金刚”排第一的是科学院的胡耀邦，然后是教育部的周荣鑫、七机部的张爱萍和铁道部的万里，当时老百姓说，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可真能干。
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被派到铁道部“蹲点”。
张广友：万里知道我的任务是给“四人帮”提供“炮弹”，但他开诚布公地告知我铁道部的情况，与我谈心，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了解到彼此的正直。他在部领导小组会上检讨，我说你明明是违心的检讨，我怎么写(报道)。他说不检讨不行，很多违心的事情不能不做，党的组织原则四句话，你背最后一句话：全党服从中央。你可以保留意见，但必须听中央的。这是组织原则。
安徽改革岁月
1977年夏，被解放出来的万里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已经可以自由行动，尚未公开露面。听万里说要去湖北，他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去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吴象：万里一到任就以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的名义，发布一道命令：支左任务(“文革”中人民解放军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组织的行动)已胜利完成，全省各地各机关三日内欢送军代表回军营，要敲锣打鼓，不得留难，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交省委，统一转送军区处理。
这一斩乱麻的快刀扭转了纠缠不休的派系纠纷，迅速恢复了正常秩序。此后，万里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
万伯翱：我父亲到了安徽后，对穷的程度还是大吃一惊。去山区看望农民，可老百姓不出来见书记，因为没裤子，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春节农民吃不了饺子。老爷子说，当年杨白劳还借二斤白面，到集上扯二尺红头绳过个年呢。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1977年9月，应万里邀请，张广友被借调到安徽省委协助万里进行调研，列席省委常委会，并参与新华社安徽分社的领导工作。
张广友：他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到哪都是我们两人，把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把稿子一夺，不听他们形式主义的那一套，自己到农民家里去看。县长说你别让万里同志到处乱跑，让我们带吧。万里说即便到地主家又有什么可怕的，看看他们的生活也好啊。
3个月调查研究的结果，是起草了一个省委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
吴象：许多农民特别是干部开头疑惑很大：“省委六条”说“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纲”还要不要呢？不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吗？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是关于联产计酬的问题。“省委六条”吸收有些地方群众的创造，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简称“联产计酬”。
广大农民认为“大锅饭”变小了，手脚也松了绑，特别高兴。而一些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和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则强烈反对。
万伯翱：要不是对农民感情深，他绝对不会冒这个风险。1977年中央还在说“农业学大寨”，老爷子一看现在还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我学不起啊。小岗村的事出来后，我爸爸跟我妈妈说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
万里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的表态才力排众议，帮助万里完成了改革。
张广友：最初不是邓小平让万里去安徽搞包产到户的。这是别人的误解。邓小平曾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么大事情，之前没打招呼，我不好表态。
万伯翱：邓小平一开始没表态，让你先干起来，有点后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当时明确支持的是陈云。陈云对万里说，你的做法我很赞同，我举双手赞同。
1979年初安徽召开省委工作会议，研究如何使已见成效的改革得到巩固，继续发展。就在这个会上，凤阳县委书记、严格为小岗保密的陈庭元，才第一次向省委坦白交待小岗村包干到户的秘密，把一份书面材料交给了万里。
吴象：当时他站在那里，也不说话，看小岗村的材料。几天后刚散会就亲自踏着残雪到小岗去看。小岗人兴高采烈把花生往万里棉军大衣口袋里塞，万里不要，一位老太太笑着说：“往年想给也没有！”小岗人要求让他们试上3年，万里回答：“我批准你们试5年！”小岗人说：“有人打官司要告我们。”万里回答：“这个官司我包打了！”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推广，民谣有云“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小村庄成了中国改革的一个符号。
坚持改革，坚持民主法制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不大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共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随后，万里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万伯翱：戏剧性的变化，中央让老爷子成了农委主任、副总理了，当时反对他的部门和人被他取代了。他认为在铁道部和安徽经历的是一生中两次最惊心动魄的斗争，他跟我说过，老大，你不是喜欢写剧本嘛，这就是一出戏啊。
1988年4月，万里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上世纪80年代初万里就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要围绕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后来撰文说：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
万里指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我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
与此同时，万里一直努力为坚持改革开放的干部保驾护航。
万伯翱：当时有人否定广东改革开放，老爷子很生气：你们把广东人民改革开放的成果放到哪去了？我听过老爷子说，特区的事就是要特办。老爷子每次接见梁广大、梁湘等人都非常高兴，评价他们是改革开放闯将，是勇敢的人。他不希望自己当什么领袖人物，他是个杀出一条血路的实干家，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2002年春节老爷子最后一次去广东，有点英雄暮年的意味，他说我来跟广东人民告别。整个春节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一个是习仲勋，当时习伯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过春节早早穿好了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等待着父亲，他们激动地拥抱了。老爷子说他来看他的老伙计了，一定要保重身体。习仲勋纠正他，什么老伙计，老战友了！两人谈笑甚欢。另外一个就是在李长春的陪同下去看了任仲夷，他们也是老相识了。
万伯翱印象最深的是在深圳，他陪父亲去莲花山，对着邓小平的高大青铜雕像，白发苍苍的父亲在冷风中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从未见他对什么人这么敬仰和深情怀念。”万伯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