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仓码头，是广州近现代对外贸易和港口运输的重要历史遗迹
7月初的广州天气暑热难当，虽然黄浦区穗东街已经算是郊区，但气温与市中心相比基本一样，并不算宽敞的珠江航道从此流过，江边是热闹非凡的黄埔电厂工地。站在南海神庙那块岁月斑驳的“海波不扬”的正门石牌坊下，很难想象1400年前，这里海天一线、百舸争流的壮观场景。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自从宋代之后，圩田开垦，海岸线因淤积而不断南移，进出广州的船只逐渐改行琶洲一带水面。不过就在正门石牌坊前，还保留着一处清代码头考古遗址，证明昔日此处曾经船行鱼贯的繁荣。
在神庙正门附近，是数株树龄在百年以上的老榕树，树丫上满是当地人祈福的愿签与金箔元宝，树下还有几名当地退休老人，以粤剧清唱自娱自乐。不过南海神庙本身的历史，比这几株垂垂老矣的榕树还要悠久得多，最早可以追溯到隋代开皇十四年（594），时年隋文帝下旨，于浙江会稽县建东海神庙；广州南海建南海神庙，南海神，其实即为祝融，祝融本为火神，而古人认为“火之本在水”，故祝融兼水、火神于一体。庙址所在，为古扶胥镇，位于珠江北岸，面临扶胥江，东连狮子洋，下接虎门，背靠广州：“去海不过百步，向来风涛万顷，岸临不测之渊。”
“唐朝天宝十年，玄宗还特地派使节前来册封南海之神为‘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把南海神的地位不断提高，排在东海神前面，在海神河伯之上，反映了隋唐以来，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盛，以及各朝代政府对于海路经济贸易的倚重。”广州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程存洁告诉我们，到了唐代中期，这条始自汉武帝的南海道，被正式冠名为“广州通夷海道”，包括头门东侧的碑亭内唐代使持节袁州诸军事、袁州刺史韩愈撰文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在内的诸多碑刻，都赋予了南海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庇护之神的重要作用。
唐代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路，在贾耽的《广州通夷海道》中记载得最为详细，他把从广州起航前往今日波斯湾港口巴士拉的航线称为东线，这一旅程要经过大约3个月的海上航行，并详细记录了途经的港口与国家，包括环王国（占城，越南中部）、门毒（越南归仁）、罗越国（马来半岛南端）、佛逝国（印尼苏门答腊东南部）、狮子国（斯里兰卡）、天竺（印度南部），最终抵达未罗（巴士拉）。随后又以倒叙法，详细记载了自东非经红海，绕过阿拉伯半岛至巴士拉的西线航路，途径三兰国（坦桑尼亚）、设国（也门席赫尔）等地，按照航行时间来看，唐代航海技术较之两汉魏晋之际，有了显著提高，昔日从雷州半岛至黄支国的海上航路需要一年之久，而在唐代则只需要大约51天。
唐宋之际，正是广州作为海上丝路最重要的始发港与贸易集散地的黄金时代。文献形容其繁荣程度可谓“舶交海中，不知其数”，“蛮声喧野史，海邑润朝台”。曾多次因商贸旅行访问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丹吉尔曾在其游记中说，寓居在广州的阿拉伯、波斯以及东南亚各国商人总计达到12万人。在当地人口中，南海神庙被俗称为“波罗庙”。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记载说：“舟往来者，必祗谒祝融，酹酒波罗之树，乃敢扬风鼓舵以涉不测。”根据工作人员介绍说，“波罗”一名的来源为民间传说，据说唐朝时，古波罗国（婆罗门）有个来华朝贡使，当其海舶抵达广州扶胥江时，登岸拜谒南海神，并将其从国内带来的两颗波罗树种子种在庙内，因其十分迷恋庙中的景致，流连忘返，以致耽误了回去的海船，于是他只能望海悲伤。今日，不仅寺庙内外遍布着树龄古老、果实累累的菠萝蜜树，而且在在神庙仪门廊下的东侧，我们也见到了这尊俗名“番鬼望波罗”、被敕封为“助利侯达奚司空”的神像。他面部黝黑，深目高鼻，有络腮胡须，身穿宋代官府璞头，举左手于额前做遥望之态，传说其自成神之后，在海上经常辅助远渡重洋的外国商人船舶免于风涛之害，每当海上“裂风雷雨之变”，诵念其名，天气就会骤然转为晴霁，“舟行万里如过席上”。
而在南海神庙大殿里，南海神像两厢的“六侯”中，除了这位助利侯达奚司空，出身化外而又被本土民众神化供奉的还有一位顺应侯巡海蒲提点使，虽然衣袍容颜已经完全汉化，但据传其民间形象最早出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为一名侨居广州的阿拉伯蒲姓商人。
从史籍中我们得知，蒲氏，原为居住在占城国的阿拉伯人，后入籍中国，客居广州，12世纪末迁居泉州。蒲氏在广州富甲一时，饮食起居可谓富比王侯，极尽奢侈，每日进餐开筵时，室内必用沉香、冰脑、蔷露水等名贵香料熏香。堂屋中有四棵大柱，是由名贵沉香木雕成，其后蒲氏有一支举家迁往泉州，蒲寿庚于景炎元年（1276）得以升任泉州市舶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擅蕃舶利者三十年”。直至今日，泉州等地蒲氏子孙亦有部分从事制香业，开有“玉兰堂香室”等老字号。
出南海神庙正门西北方向不到百米，就是章丘岗，上有一座亭台名为浴日亭。宋时浴日亭所在的章丘岗三面环水，江水直拍小岗脚，是羊城观日出之最佳位置。小丘四周尚有海蚀遗迹，在浴日亭章丘岗的山脚下，环绕矗立着十几座形制古拙的明代神道石人石兽，岁月的侵蚀让它们的外表已经斑驳不堪，青苔遍布，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批石人石兽原本并非在此，而是移自上世纪70年代在广州姚家岗东山寺附近发掘的明代市舶司太监韦眷墓地。
根据《番禹县志》和残存的永泰寺碑记可知，成化十二年到弘治元年，韦眷曾任广东市舶司的监督太监。市舶司，是中国自唐代至明代，中央政府于东南沿海港口城市设立的海外贸易管理官僚机构。明代的市舶司，不仅要查验各海外属国前来朝贡贸易的“勘合”证明，也要对进口私人贸易货物抽取进口税。
明代正德年间之后，由于政府持续的财政危机，不得不对海外贸易进行“弛禁”，力图将其变为财政收入的正常组成部分，从中渔利。正如两广巡抚林富于嘉靖八年七月在《请通市舶疏》中指出的那样，对番舶朝贡之外的私人贸易货物进行抽税有数种好处，包括两广“用兵连年”，可以借此筹饷，发放官员俸禄，也可以藏富于民，兴旺经济（辗转交易，可以自肥）。到了万历年间，广东市舶提举司每年征收的进口商品税收已经达到银4万余两。
除了士大夫官僚出身的市舶司提举使，明廷在这个机构中照例安插了宦官，担任市舶提举太监，进行监督，实际攫取了市舶司的绝对权力，“内官总货，提举官吏唯领簿而已”。因身为明宪宗宠妃万贵妃倚重的宦官梁芳的党羽，韦眷获得了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肥缺”，中饱私囊，滥收中外贡使私商贿赂甚至侵吞他人财物。
韦眷墓室，后在清初三藩之乱中被盗掘，上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被洗劫一空的墓室发现了一枚威尼斯银币以及两枚孟加拉银币，分别为15世纪中叶威尼斯总督帕斯夸尔·马利皮埃罗所督铸，以及同期孟加拉国培克巴沙所制。根据《明史·天方传》记载，成化二十三年，阿拉伯使者阿立从满剌加行至广州，携带“巨宝数万”，试图入京朝贡，然而这批价值不菲的财物引起了韦眷的觊觎，他先是设计侵夺了阿立所携带的巨额财物，然后又行贿至北京内廷，颠倒黑白，指认阿立为间谍，图谋不轨，将其逐出广州，这三枚银币，亦可能来自韦氏侵吞阿立进贡的珍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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