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大妈去年的事迹相信大家都看过了，她们在2015年度协助侦破刑事案件467起。今天（3月15日），微信公众号“西城大妈”（北京市西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又发布一则消息，文中介绍了60年代发生在北京的一起轰动一时的诈骗案。有人通过伪造周恩来总理笔迹，从人民银行骗取了20万元现款。而在随后的侦查过程中，“西城大妈”这一群体对于排查嫌疑人，颇有贡献。
以下为“北京西城大妈”微信公众号文章，原题《西城大妈前世的故事：早在60年代，就已破获惊天大案！》。
西城大妈，京城王牌情报组织之一。很多人只知道他们是现今群防群治的中坚力量，却不知他们的身影，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1960年初春，在共和国的首都，发生了一起令国人震惊的诈骗案。有人伪造共和国总理的批示，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骗取了20万元现款。案发10天后，诈骗分子归案，丢失的20万被追回。而最初发现嫌疑人线索的，就是西城大妈。
仿总理笔迹，精心设骗局
1960年3月18日黄昏，一名中年男子，面交中国人民银行一封公文急件，来件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当银行工作人员打开信封后，在一张15行红色横格有光纸上写了如下内容：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在这封信的左侧，毛笔批示道，“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周恩来”。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要拾元票；
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处。
王倬伪造的“周恩来总理批示”
按照办事程序，这封有“总理批示”的文件应先送行长或副行长阅处，但当时两位均在外地开会，只有计划局局长在京主持日常工作。计划局局长并不熟悉周总理签字，见信后，信以为真，不敢怠慢，立即通知发行局并由人民银行北京分行进行准备，把款送去。
当几位领导返京后，听到了计划局长的汇报，认为有必要打电话向总理办公室问清此事并请示款项应如何核销。结果却被告知，总理从未有过这样的批示。
3月24日，看到银行送来的原件，于是才知晓这是一起巨大的诈骗案。周总理知道后十分震怒，指示公安部限期破案。
公安部接到总理指示后，立即部署侦破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彻查。一时全国上下，布下了侦破骗案的天罗地网，形成了一场群众运动。
满城尽查20万
一时间，工人、学生、农民、干部，满城争说“20万”。老太太上油盐店打醋，找回钞票也要把它对着太阳光照照有没有什么可疑，小学生上学路上看见一个穿灰大衣的，秘密跟踪耽误了上学……
尽管如此，在大量线索面前，嫌疑犯仍难确定。厂桥派出所内部，也召集民警通报案情，要求其对各自领域进行排查。“你赶紧召集人，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通知。”片警郝继民蹬上自行车，向自己负责的两个居委会一一通知。
伪造的总理办公室介绍信
郝继民把案情刚刚通报，居委会的大爷大妈们就炸了锅。“这小子活腻歪了，抓住了非崩了他！”居委会治保主任赵大爷表态。紧接着，大伙儿也都纷纷表示，要跟着郝继民搞案子，励志揪出嫌犯！”
看到大家的积极态度，郝继民心里也有了底儿。正在大家讨论如何展开调查工作，赵大爷又提出了一个妙招：“干脆咱就拿查耗子洞、放老鼠药下手，挨家挨户地查，还怕查不着那个狗崽子？”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随后，郝继民又把刘秀惠和赵大爷单独留下，他们是老住户，又是西城大妈的一员，哪些是需要重点走访的住户，他们再清楚不过了。根据通报的案犯特征，两位很快锁定了李广桥南街3号的一家住户。“张老太婆就是不来开会，而且他家的儿子就符合通报的特征。”刘秀惠回忆道。
在随后的调查中，西城大妈陆续向郝继民反映，这户院子独门独院，户主王倬是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科员，年龄、相貌、文化程度都和案件相符，曾经还参加三青团、青帮，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少将专员，妻子是一名会计，还有个干爷爷解放前去了台湾。
郝继民分析，独门独院有作案条件，还有历史问题，而且又懂会计工作，还有海外关系，这一切，让他开始对王倬格外重视。
西城大妈查疑点
于是，刘秀惠带着大妈王秀珍和退休老工人李大爷敲开了王倬家的门，以查耗子洞的名义，暗中观察一切可疑的情况。大伙发现，王家院子里，西房一间是厨房，一间上着锁，而且借口自己没有钥匙，死活不让进去查。
正当郝继民苦恼之际，内勤民警跑了过来：“所长让你去趟办公室。”走进所长的办公室，两个穿便装的人也在。所长向他介绍，这是市局刑侦处的同志，需要了解点情况。随后，刑侦处的同志开口便问，“你管片里有一个叫王倬的人吗？”郝继民的神经猛然绷紧，“有！已经纳入我的视线了，”他说，“就住在3号院那边。”
原来，就在郝继民自下而上地开展调查时，刑侦处的侦查员通过对伪造的冒充周总理的信纸进行技术分析，锁定了纸张来源于外贸部。通过对信件笔迹的辨识，发现王倬有重大嫌疑。在对王倬档案调查时发现，登记表上竟然写着：姓名：王倬，又名：王连升，化名：赵全一。
被抓获归案的王倬
侦查员立即行动，从王倬倒掉了垃圾中找到未烧完的纸币，鉴定发现，大量灰烬也是人民币燃烧后形成。不能再等了，看来嫌疑人已经开始着手毁灭证据了。当晚12点，蹲守的侦查员翻墙进院将王倬控制。
随后，侦查员根据大妈们反映的情况，撬开西屋锁着的门，果然发现了被撕碎拆散的作案工具。侦查员还找来了刘秀惠等群众前来作证，挖出了满满两大箱子的人民币。
王倬在作案后的第10天落入法网，至此这起案件全部破获。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依法处决。
西城大妈前世的故事足够精彩，是因为在北京，一直就有着群防群治的光荣传统和社会氛围，尤其是具有“红墙意识”的西城群众。他们就像有着治安的基因一般，喜欢把自己的成长史和国家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伴随着共和国政权长大，自由接触、参与政治，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社区、街道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相信集体的作用和力量。
多年前就已闻名的“小脚侦缉队”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50多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小脚侦缉队”渐渐发展成为了今天的”北京西城大妈”，虽然时代在变，但她们对工作的热情却从未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