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前的“张玉环杀童案”，改变了三个家庭的命运。张玉环含冤入狱，妻离子散；张国武、舒爱兰夫妻生活潦倒困难；张建飞、刘荷花夫妇也历经磨难。
近日，坐了27年冤狱的张玉环无罪释放。得知张玉环出狱，4岁遇害孩子母亲突然精神失常；6岁遇害孩子的父亲则得了中风。两家人曾一起去公安局了解案情进展，但始终无果。
三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都被27年前的惨案改写。如今，张玉环被无罪释放，等来了久违的公道，但27年前杀害两个孩子的凶手是谁？谁又该为张玉环的悲剧负责？一直到今天，这场惨案所延续的伤痛还在继续
舒爱兰用尽全身的力气，想给瘫痪的丈夫张国武翻身。她身高不到1.6米，瘦的只有80多斤，并不魁梧的丈夫对她来说像一座大山。她左腿紧紧地顶住床边，弓着腰像一把撑开的弓。这把细弱的弓撑到极致，即将要断掉的时候，丈夫翻过了身。
这样筋疲力尽的时刻，从去年12月丈夫中风瘫痪开始，舒爱兰每天都要经历。
11月初，江西的进贤下了一场雨，气温很快降到20度以下。惨白的太阳从灰突突的云层里露出光来，让阴暗的房间里能看清模糊的光影。
舒爱兰家距离张家村有一段距离，挨着县道075，是一栋三层的小楼。在进贤县的乡下，盖这种小楼是一个家的体面，也是有儿子家庭约定俗成的规矩。内部的装修，则是根据家庭经济情况奢简由人。
房子在5年前就盖起来了，外面看着齐整，但是里面却像只做了一半就戛然收尾的工程。墙面还是毛坯的水泥面，房子没有吊顶，隐约可以看到狰狞的钢筋。屋子里家徒四壁，唯一一件家具，是一个露出海绵的沙发。
给丈夫张国武翻过身、擦洗完，舒爱兰从灰暗的房间里走出来，拉过一把塑料凳子在记者面前坐下。
她没有说话，记者也没有说话。
这样的环境和气氛，压抑地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最终，舒爱兰率先打破了沉默：“我家的小孩，好乖的。”
舒爱兰说的“小孩”，是她的第一个孩子。6岁的儿子在27年前被人残忍杀死，随后抛尸在村子附近的池塘边。
如今丈夫瘫痪令这个家庭雪上加霜。生活加给舒爱兰的苦，好像没有尽头。支撑着她继续活下去的，除了躺在床上需要照顾的丈夫，就是追凶的念头。“他们说我儿子不是张玉环杀的。但我儿子被人杀死了，是谁杀的？总要给我一个说法。”
今年才48岁，舒爱兰的头发基本都白了，看着像一个瘦弱年老的妇人。但她尽力地维持着家里的体面——家里窘迫得都已经没有一条床褥子，但瘫痪在床的丈夫身上没有异味，家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舒爱兰穿着一双带跟的皮鞋。人造革的皮鞋已经爆皮，但擦得很干净。
舒爱兰给记者看她的手，伤痕遍布、指节粗大，有几根手指已经变形无法伸直。这是在县城的五金厂做工留下的痕迹。这样辛苦繁重的工作，一个月也仅仅只能带来2000多元的收入。而如今，这个工作也无法再继续。丈夫瘫痪后，她只能回家照顾丈夫。唯一的儿子在深圳的电子厂打工，还没有娶妻，舒爱兰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孩会愿意嫁到自己家。
舒爱兰常年在县城的五金厂做工，手指节粗大，有几根手指已经变形无法伸直。舒爱兰常年在县城的五金厂做工，手指节粗大，有几根手指已经变形无法伸直。
“没啥说的了，我们家没指望了。”过了一会，她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再次提起“找凶手”，“孩子是谁杀的呢？我的孩子被人害了，总要给我们一个公道。”
时隔27年，舒爱兰对1993年10月24日发生的一切记得清清楚楚。
正是收割稻子的时节，整个村子都陷在农忙之中。当时张国武、张建飞、张玉环三家毗邻而居，自己的儿子振荣6岁，张建飞家的儿子振伟4岁，和张玉环的两个儿子都差不多大，一天到晚的在一起玩耍。
“上午10来点钟，我割完稻草回来，看到四个小孩在张玉环门口玩。但我做好中饭找孩子回家时，发现小孩不见了。”说到这，一直神情木讷的舒爱兰情绪激动了起来，“我就到处找，都没有找到。村里的人都帮着一直到处找、到处找，一直到晚上都没找到。”时隔多年，舒爱兰的语气依然着急。第二天的时候，村子里有人跑来说下马塘水库里发现了两个男童的尸体。这个水库距离村子有半个小时左右的脚程，小孩子很难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玩。经过确认，是自己6岁的儿子振荣和张建飞家4岁的振伟。
噩耗传来后，舒爱兰就昏倒了。醒来后，家里人怕她想不开，不让她去现场。“亲戚们在家拦着我，不让我出门，我连孩子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舒爱兰说，后来她听亲戚们说张玉环是凶手，警察已经把他抓起来了。开始自己不信，因为三家人关系一直不错，但是警察说的各种证据又让她不得不信，一直到警察通知，说张玉环已经承认了，舒爱兰才相信，在心里恨毒了张玉环。
“解剖的时候脱孩子衣裳，说孩子胸前青一块紫一块的，都是被打的。”舒爱兰瞪大了眼睛看着记者，“这么多年了，现在说他不是凶手。那是谁杀了我小孩？凶手为什么还没有抓到呢？”
在舒爱兰讲述的时候，她的丈夫张国武躺在卧室里，不定时地发出“吁”的大声呻吟。舒爱兰说，去年3月，江西省高院对张玉环案作出再审决定。案子重审的消息传到了村里，公安局叫丈夫去录口供，又去了省检察院。回来后丈夫就一直喊头痛，元旦的前一天在家中风。送到医院后，人救回来了，但一场病花光了家里为数不多的存款，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
顶梁柱的倒下，也让家庭一起陷入了深渊。“他现在很多话都听不懂了。他不知道我们在说啥，就是心里难受才喊。他心里憋得慌。”
从某种意义上，舒爱兰羡慕躺在床上的丈夫。“什么都不知道了反而轻松了。”
同样是失去了爱子，孩子没了以后，两家人陆续都搬离了村庄。张建飞和刘荷花夫妇的新房子就在舒爱兰一家旁边。
孩子没了，“凶手”抓到了，张建飞夫妻以为生活可以慢慢地重新开始。但刘荷花的身体一直不好，即便是后来俩人有了第二个孩子，刘荷花也需要常常住院。
意外就是在这时候发生的，苦难没打算放过这个可怜的家庭。当时张建飞在外面打工，刘荷花身体不好住院，第二个孩子无人看管就送到了姥姥家。姥姥家旁边有个池塘，孩子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
噩耗一个接一个，接连的打击彻底地压坏了刘荷花。
张建飞怕崩溃的妻子在家做出傻事，就带着刘荷花出门做工。从那时起，俩人就基本没有分开过。
对于张建飞和刘荷花夫妻来说，爱是难以启于唇齿的字眼。但经历了大劫大难后的夫妻，更能体会同心一体。张建飞去广州做刷墙工，干一整天才挣十几块钱，他带着刘荷花；他到县城做零工，租房子带着刘荷花；他去建筑工地上干小工，带着刘荷花；去隔壁的镇子打土方，还带着刘荷花。
即便是后来俩人又有了两个儿子，刘荷花的身体还是可见地衰弱了下去。张建飞心疼妻子，打土方的地方有40多里地，他早上6点就出门，出门之前会给妻子做好饭，一直干到晚上8点多才回家。
刘荷花的病缠缠绵绵，张建飞做苦力挣的钱都掏给了医院。他的听力不好，一个耳朵基本听不见，需要记者大声喊才能听见大概。医生早就建议用助听器，但是他舍不得买。
家里妻子的药单，有厚厚一摞。各种中西药装了一大包，张建飞对这些药都分的很清楚。
“我要不对她好，她就没人了，一点指望也没有了。”张建飞的话不多。在刘荷花哭的时候，他会反复地说一句，“你得想开点。”
怎么想开呢？一直认为是“凶手”的张玉环被无罪释放后，刘荷花觉得自己心被巨石压住了。她常常觉得喘不动气，一直以来恨的人竟然是无罪的，那她该恨谁呢？刘荷花在喘不动气的时候经常会大吼，通过声音来发泄自己心里的难受。
妻子可以崩溃，可以大吼，但张建飞不可以。这个沉默的男人甚至比妻子更难受。他想找杀死自己孩子的凶手，但是他不知道找谁，他希望公安局找，希望检察院找，但是都没有回应。他心疼妻子，但是他无能为力，他的能力仅限于此。
张建飞对后来的两个儿子充满了内疚。 “我大儿子很聪明的，但是上完小学就不读书了。家里太穷了，说要出去挣钱供弟弟读书。”张建飞说，小儿子也没读到高中。
小儿子说，读书没有用，因为就算是考上了大学，也没有钱去上，还不如早点去打工。
大儿子辍学后去县城修车行做学徒，一个人在社会的滚滚洪流中摸爬滚打；小儿子后来去了西安打工，自学了会计。本来工作和生活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在这次刘荷花又病倒后，小儿子就回到了进贤工作，帮着张建飞照顾生病的母亲。
死去的人没了，活着的人却依然泡在生活的苦水之中。
刘荷花捂着胸口慢慢从卧室走出来。她走得极慢，大概5米的距离，她走了将近一分钟。
张建飞解释，曾经认定的“凶手”张玉环无罪释放后，刘荷花又进了医院，前几天刚从医院出来。自从孩子4岁时被害之后，刘荷花的身体就垮了。她常常觉得胸闷气短，最开始带着她看西医，检查不出具体的病情，就带着她看中医，中医诊断是“气郁”，建议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也看了很多，但身体还是好不了。慢慢地，随着年龄增长，更添了各种病，现在需要长期吃药。
刘荷花常年住院，张建飞正翻看刘荷花的病例。刘荷花常年住院，张建飞正翻看刘荷花的病例。
孩子没有出事前，她曾经是很能干的女人。丈夫在外打工，她一个人在家里种了四亩地，还养牛，养猪，带孩子。张建飞记得那时候的刘荷花，能干、爽朗。当年自己家母亲一直生病，家里穷得很，但刘荷花没有嫌弃他家。俩人是相亲认识的，几乎一见面他就喜欢，虽然当年都是“先结婚，后恋爱”，但是两口子一辈子基本没吵过架。
“我们俩都是很本分的人，很处的来。”张建飞说，结婚第一年孩子就出生了，一切本来都很美好。如果没有27年前的那件事，自己的家会过得很好的。
“我的心里压着一块大石头，我好不了。我一想起我的小孩，我就难受，我早就不想活了。”失去的孩子是永远过不去的坎。这些年的每一分每一刻，回想起孩子死时的惨状，刘荷花都觉得有刀子在心头剐。
孩子死的时候穿了一件带拉锁的半高领衣服，被捞上来的时候这件衣服的拉锁一直拉到脖子，对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衣服很少有整齐的时候。在此后的27年间，这件衣服的影子一直晃动在刘荷花的心头。
两个被害的孩子，是插在父母心上的尖刀。实际上，这俩孩子在世间已经没有了一点影子。
家人和亲戚怕看着难受，把孩子的衣服玩具等扔的扔、藏得藏。再加上多次搬家，孩子的小衣服玩具等都渐渐找不到。当时孩子解剖完送去火化时，两家的男人都在上海打工。刘荷花和舒爱兰曾经去火葬场找过孩子的骨灰，但是被告知“没有，不知道哪个是”。
当时是谁送来的骨灰、骨灰去了哪里，两个女人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只有哭泣。无法苛责她们，刘荷花当时23岁，舒爱兰当时21岁。对于这两个识字不多，之前从来没有走出过进贤乡下的年轻女人来说，一切外界的变化，她们的对应方法都唯有哭泣。
但是伤痛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她们每年都会想着孩子的生日，计算着孩子多大了。按照她们的估计，如果孩子当年活着，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子。“我的小孩被人杀了，连个坟都没有，啥都没有。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凶手还没抓到，我们就想要个公道。”舒爱兰说。
张幼玲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两个孩子遇害时的惨状。
从水里打捞上来后，两个孩子的尸体被抬到后山上，正准备下葬。张幼玲掀开盖在尸体上的席子，虽然两个孩子的尸体都已经被泡发的开始变样，但一个孩子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另一个孩子脸上有明显的两条勒痕，沿着嘴角延伸向两侧脸颊。
彼时，张幼玲是张家村的村医。医生的职业敏感让张幼玲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我当时心里就很怀疑，孩子发现的那个水塘，那边没有农田，跟村里的距离也很远，小孩不会是自己跑去玩的。”张幼玲回忆，自己当时一看两个孩子的惨状，心里就笃定一定会是他杀。“如果我晚去一分钟，说不定小孩就下葬了。就没人能知道孩子是他杀了。”
张幼玲当即主张报案：“不能就这么埋了，不像是淹死的，可能是被人杀的。”
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六岁。两家和张玉环家都是屋前屋后的距离，三家孩子年纪差不多大，三家大人也经常一起聚会走动。在警察把张玉环带走前，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老实巴交的张玉环。
据进贤警方的破案报告：警方注意到张玉环，是因为在走访了解案情时，张玉环神情紧张，不停的两手搓擦。此外，其左手背部还有几条条状带血伤痕，身上有可能抛尸用麻袋的纤维。警方询问时，他言辞推诿，支支唔唔。
虽然当时发现的所谓证据，在现在看来显得明显力度不足。但在当时，除了张玉环的家人，大部分村里人都默认了凶手是张玉环。
在这个一直以来风平浪静的小村庄里，每个人都认为，公安把谁抓走，谁就是凶手。
27年过去了，虽然法律给了张玉环久违的正义，但在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后，除了村里几户亲戚关系比较相近的人家，其他村民并没有来看望张玉环。
甚至就连步行只需要几分钟的人家，都没有来走动。
真凶是谁？
“那如果不是他（张玉环），那会是谁呢？不是他警察为什么会把他抓走？如果他不是凶手，那凶手是谁？”村民张峰（化名）今年50多岁，和张玉环案牵扯的三家人都很熟悉，“两个小孩子确实是被人杀死了。是谁杀死的呢？总要有一个说法吧。”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27年，但张峰依然对这个案件记忆深刻。在张玉环无罪释放的消息传来后，张峰曾经跟张幼玲通过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电话内容就是围绕着张幼玲为什么要把张玉环“放”出来。
作为案件最初的报案人，张幼玲也曾一度认为是张玉环杀了两个孩子。但当知道张玉环一直在狱中喊冤后，张幼玲动摇了：是否真的是冤枉的？
为了追寻一个真相，已经走出张家村、到武汉工作的张幼玲在随后的20多年中也不断寻找着新的证据，同时积极地找记者、找律师，推动着案件向前发展。
终于，在张幼玲和张家人的共同努力下，案情重审，张玉环得以洗刷冤屈，平反昭雪。
“我是为了找一个正义。否则这个事情跟大石头一样的压在我心里。”张幼玲说，张玉环案件昭雪，自己却没有卸下心上的石头：“张玉环是无辜的，凶手另有其人，那凶手什么时候才能抓到？”
同样的疑问在每个知情案件的人心里。“凶手是谁”这个问题，像乌云一样的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当初的两个孩子确确实实是死掉了，以一种极为残忍的方式被杀掉了。恨了近27年的“凶手”突然被宣布无罪回来了，那真正的凶手又是谁？真凶在哪里？ 谁能给死去的无辜的孩子一个说法？
猜疑在空气中酝酿。围绕着张玉环、张幼玲以及赔偿款，各种众说纷纭的版本让张家村处在一种诡异纷纭的气氛中。
在张幼玲看来，如果非要为自己对张玉环平反案说个“私心”的理由，那就是张玉环的家人太惨了，这让他更加寝食难安。在张玉环的前妻宋小女离开家后，张玉环的两个儿子就成了村里人人唾弃的“杀人犯的儿子”。两个幼童像流浪儿一样的每天在村里、田野里奔走。经常两三天吃不上一顿饭，睡在猪圈里、草丛里甚至树上。
“张玉环他妈老的直不起腰了，农耕的时候两个小孩一个小孩在前面牵着牛，另一个小孩在后头扶着犁，两个小孩又瘦又小浑身是泥，还没有犁高。”祖孙三人的悲惨生活，深深的刺激到了张幼玲，“如果张玉环真的是被冤枉的，那这家人这么惨，我也有责任。”
相对于张幼玲发自同情的“私心”，律师更多讲的是证据。
在张玉环的代理律师尚满庆看来，除张玉环疑似遭到刑讯逼供，此案还有诸多疑点，且多处程序违法。
最重要的是如此重大的一个命案，没有任何直接的人证、物证，“这是一起典型的冤案，我当时看张玉环案的判决书，有很明显的这种感觉”。
随着再审程序的启动，2018年6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玉环案”启动了立案复查。尚满庆也发现，张玉环的两份有罪供述是前后矛盾的，在作案地点、手段、抛尸时间上都有出入。又经过两年的取证、审查、等待，张玉环终于在被羁押了近27年后无罪释放。
在张玉环被释放的第二天，刘荷花就走了。离开张家村，到了外地一个工地食堂里打工做饭。
刘荷花是被害的4岁孩子的母亲。曾经跟张玉环比邻而居，在孩子出事后就搬到了村口去住。记者隔着窗户看到，房间很乱，像是主人家匆忙离去。
厨房里电饭煲和一些调味品等都没有收拾起来，甚至客厅的窗户都没有锁死。
在孩子遇害后，刘荷花好几次哭的晕死过去，从那时候起身体一直不好。孩子遇害的第二年，另一个孩子掉到水里淹死。连续的失子之痛，让这个女人、这个家庭几乎无法承受。
“这么多年了，不可能忘掉。每次想起来都想死。几次我都想死掉，活着没有什么意义。“刘荷花说，这么多年，自己一直在恨着张玉环。现在突然说人不是他杀的，接受不了。“那是谁杀了我儿子？为什么张玉环放出来了，真凶却没有找到？谁能给我们一个交代？”
刘荷花不是没有想过继续去上告，去公安局、检察院去告，为被杀害的儿子报仇。但是能告谁呢？就连恨谁都不知道。“现在那个人（张玉环）已经放出来，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刘荷花说，她现在已经不想再去追究了，不想了，心里恨到了极点，但是放弃了，“已经这样了，没有办法了。”
同样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还有另一户被害儿童的家。儿子在6岁的时候被人害死沉尸池塘，让整个家庭蒙上了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家人好惨的，这家男的骑摩托车撞了人，赔了人家10万块钱，几乎把家底都赔了进去。现在又脑溢血中风了，躺在医院里抢救。”村民张鹏指着张玉环家斜对面一处极为破败的房子，“这就是他们老宅，都破成这个样子了。这家人太惨了，他们自己都顾不上了，更不可能去追究凶手了。说是不找凶手了，是找不到了，放弃了，没有办法。谁不想给自己的孩子报仇？”
死去的孩子，不明不白的死了，活着的人，即使从法律意义上已经清白，却还在遭受周围人异样的眼光。
对于张玉环来说，虽然法律还给了他清白，但是重新融于村庄，重新被身边的人接纳，还需要一段时间。最重要的是，找出真凶。只有找出真凶，才能平息所有的猜测。
当所有人都在等待真相，进贤县是否已经启动了对于当年案件的调查？
记者拨打进贤县公安局电话，对方告知“案件情况要跟县委宣传部来联系，具体的案件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想要知道情况要联系宣传部”。随后，对方给了记者一位“雷”（音）姓负责人的电话。在记者拨打电话后，对方听记者自报家门，随后说“打错了”，挂掉了电话。
随后，记者拨打了县委宣传部的办公室电话，对方说：“你问相关部门吧。”
记者拨打外宣办电话，工作人员接通后回复“不清楚，我是新来的，等会再拨打吧。”但当记者再次拨打，已经无法接通。
随后，记者拨打了进贤县检察院电话，在记者说明来意后，对方“叭”的一声，挂掉了电话。
作为贯穿了张玉环案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张幼玲说自己还会继续找，像给张玉环平反一样的去找真正的凶手。“死了的人不能不明不白死了，活着的人也不能不明不白的活着。”
所有人都在等，等待27年前的那桩惨案了结，等待一个让人真正放下的说法。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