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下，有些家庭，私下找人鉴定胎儿性别，人为决定胎儿的存留。造成男女比例失调等不良后果。
这也给非法开展胎儿性别鉴定的黑色产业链提供市场需求。在利益的驱使下，有人铤而走险，置法律于不顾，组织为他人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惩处。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审结全区首例“寄血验子”行政处罚执行案。
寄血验子
是指中国放开二胎政策后，黑中介利用专门的器具将孕妇抽出的静脉血转运至境外检验，从而辨别胎儿性别的非法服务项目。
黄某、林某二人采取为孕妇抽取血样后送往香港基因检测公司的方式，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黄某主要负责向孕妇抽血，而林某负责组织、联系孕妇，安排妊娠妇女采血、提供咨询和解答疑问，寄送血样标本、告知孕妇鉴定结果，每例收取一定费用。
经核实，2015年至2017年期间，林某、黄某共组织386名孕妇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多名孕妇因被告知胎儿性别后选择终止妊娠。详情曝光>>
中国31省份性别比盘点：四川“女多男少”，“00后”性别比失衡最明显
行政机关经审查认定，黄某、林某二人共同组织上百名妊娠妇女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违法所得135万元，二人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行政规定，作出没收黄某、林某违法所得135万元，并处以警告及分别罚款3万元的顶格处罚。
经相关行政部门申请强制执行后，思明法院依法对该行政处罚裁定予以强制执行，查封黄某、林某名下银行存款、车辆等，并对两人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
寄血验子不合法且风险高
按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也禁止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实施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应当由实施机构三人以上的专家组集体审核。通过血液DNA检测胎儿性别的行为在我国是不合法的，无论是由中介采血送检，还是自己寄血送检，都涉嫌违法。
而将血液寄往境外检测，检测机构是否具有资质、检验报告的真伪、检验结果是否准确，这些环节均无人监管，过程不透明，一旦出现误诊，孕妇难以维权。目前，国内已出现多起出现误诊导致孕妇“误堕胎”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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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不少地区开展打击“两非”活动，剑指人口均衡发展。
11月下旬，贵州省罗甸县卫生健康局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医疗保障局等部门开展打击“两非”（即非法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法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专项执法检查，确保该县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发展。
那么，我国各地的人口性别比如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数据显示，2019年，以罗甸县所在的贵州省为例，该地整体的性别比为107.4（女性=100），超出全国平均104.46的水平，排名全国性别比偏高的地区第6位。性别比排名1-3位的地区分别为天津、广东和上海，达到123.2、118.1和107.9。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一个地区的性别比偏高，因素是很复杂的，也需要观察不同年龄结构的情况。不过，总体来说，一个地方人口相对年轻，那么这个地方的性别比，可能就会比老龄化更严重的地方性别比更高。
目前来看，我国性别比尤其是适婚年龄性别比的失衡，对婚姻的影响较为明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在抽样调查中，天津男性与女性未婚人数的比例为2：1，也排名全国第一位。
四川长期“女多男少”
2019年，我国性别比失衡现象进一步改善。2018年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4，这一数字到2019年缩小到104.46。
性别比改善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我国严格打击“双非”的持续推进，以及老龄化的逐步加深。
打击“双非”的成果可以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看出来：截止到2019年底，我国0-4岁的性别比为113.62，明显低于5-9岁的116.85，显示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下降。
另一方面则是老龄化的加深。截止到2019年底，我国65-69岁年龄段人口已经出现男少女多的情况，这一年龄段的性别比为95.90。如果看75-79岁，男少女多的情况进一步发展，性别比为87.76。而85-89这一年龄段，男女性别比已经达到了70.37。
“总人口的性别比其实和年龄有很大的关系，根据出生和死亡的规律，一般年龄小的时候男性多，到婚龄的时候男女基本平衡，然后年龄越大女性越多，因此中国的老龄化越严重，对整个人口的性别比的影响是趋于平衡的。”杨舸表示。
不过，从各地来看，性别比的情况并不一致。2019年，31个省区市中，20地省区市的性别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四川以96.7的性别比，位列全国性别比最低的地区，也是唯一一个女多男少的地区。从数据上看，2016年到2019年的四年统计数据显示，四川有3年均出现性别比低于100，近年来女多男少的趋势明显。排名倒数第二的为重庆，性别比为100.2。
需要注意的是，四川与重庆均为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地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的抽样调查数据，四川与重庆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均超过15%，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值得关注的地区还有北京。2019年，北京的性别比为101.6，排名全国性别比倒数第6位，性别比趋向平衡。在2018年，北京还出现首次性别比跌破100的局面。
杨舸指出，影响性别比的因素还有受教育程度，因为在目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当中，性别比已经越来越平衡了，女性也更有机会接受高层次的教育。北京的情况比较特殊，一方面是高校的数量较多，另一方面是整体也拥有受教育程度更多的人群，有可能导致了性别比更为平衡。
性别比失衡如何冲击婚姻？
“性别比偏高造成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对婚育的影响，这一块我们主要看适婚年龄人口和低龄人口的性别比。”杨舸说。
从适婚年龄人口和低龄人口的性别比来看，我国明显偏高，但正在逐步改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从年龄结构上区分，截止到2019年，我国性别比最为失衡的年龄分别为10-14岁、15-19岁，这两个年龄阶段，性别比分别为119.10、118.39，几乎出现了1名女孩对应1.2名男孩的局面。换句话说，我国“00”后的男女失衡局面最为突出。
而目前刚刚步入适婚年龄的20-24岁，男女失衡也较为严重，性别比达到了114.61，和25-29岁年龄段性别比106.65相比，出现明显上升。
目前来看，性别比和婚育的联系紧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在抽样调查的人数之中，天津、福建、广东和广西均出现未婚男性数量明显高于未婚女性，而这四地的性别比均超过或达到107。
杨舸指出，我国婚配并非局限在一个区域之内，单独某一个地方的性别比偏高，并不会产生明显的问题。但如果全国的出生性别比都偏高，就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
广东省婚姻家庭建设协会秘书长、红树林高级督导级别心理咨询师叶英扬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这几年，她到一些比较贫困的地方去做调研，发现当地男性找妻子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想进一步平衡性别比和婚姻，应该从三方面解决。首先是加大宣传男女平等和对女性的关爱；其次，在对女性的就业支持上，应该出台更多的政策；第三是做好出生检查的监管。”她表示。
杨舸也表示，未来，我国还需要继续打击“两非”，避免人工选择淘汰女婴。另一方面，需要关注女性的就业问题，因为尽管教育逐步普及，但女性由于有生育、养育等方面的责任，事实上如果纯粹靠市场来选择，女性的就业失衡会更明显，因此需要政策进行一定的保障。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潇湘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