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五元女子宿舍”里，能听见四种声音：唱佛机的音乐声、洗手时搓肥皂的声音、喧闹的聊天声以及笑声。这间宿舍的老板娘孙世清信佛，斜卧在门厅的电热垫上，用唱佛机播放净空法师吟唱的“阿弥陀佛”。
一位红衣服的中年男人，正在过道中的洗手台洗手。洗手台安装在两个宿舍之间的过道。两个房间，一间挤了八九个人，另一间三四个人。白天，多数人会去外面找工作、打零工，只有在晚上，这里才热闹起来。
这间宿舍位于吉林市东市商圈一栋上世纪80年代建造的7层居民楼的二楼。楼前的电线杆上的电线杂乱缠绕在一起。小区没有大门，外人可以随意穿行。楼道里没有声控灯，孙世清自己接了一个灯泡。
宿舍房间只有50多平方米。打开防盗门，左边是一个被一分为二的门厅，三分之二的空间，放一张床和一个摆放有香炉、唱佛机、贡果的佛台。孙世清住在这里，这里也是住客付款、赊账的“吧台”。余下三分之一的空间是厨房，放着电磁炉、油烟机、用纸盒箱装的蔬菜。防盗门正对着是一个过道，走到狭小的过道尽头，左右两边分别有一间卧室，每间卧室摆放有三四张上下铺。床铺底下，堆放有土豆、西红柿。床铺旁的窗台上，摆放有酱油、盐、豆油和碗盆。右边的卧室尽头，有一个小隔间，里面是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壁橱。虽然是女子宿舍，但这个隔间里住有男性。一位中年男人，一张单人床。壁橱里住了一对夫妻，男人个头高，晚上睡觉，腿没办法伸直。
这栋楼每单元一梯三户。左边那户是女子宿舍，中门那套房，是孙世清经营的男子宿舍，面积也是50多平方米。女子宿舍每晚5元，男子宿舍每晚6元。外界对这一价格很是惊讶，但在当地，这依然是一桩可以运转的生意。吉林市火车站附近，最便宜的单人间，只需要20元一晚，上下铺的宿舍，5元、6元是合理的价格。
在这两间宿舍周围500米内的居民楼中，至少分布有5家价格相同的宿舍。说到底，这些宿舍无非就是没有营业执照，在政策的灰色地带生存的群租房。
这些廉价宿舍毗邻的东市商圈，早在上个世纪，便是繁华的商业区。如今，百货大楼、国贸、财富购物广场等吉林市知名商场均在附近。此地距离火车站、客运站和零工集散地湖北市场，只有不到500米。
从宿舍所在小区走出来，向东走3公里或向南走1.5公里，就是松花江边。在清朝，吉林市称作“吉林乌拉”，“乌拉”是满语，意为“江边的城池”。现在沿江两侧，分布着这座城市的高档小区。夜里，小区里的人打开窗户，能见到松花江上的仿古双层游船和长达半里的七彩音乐喷泉。那是一个繁华、光鲜、时常出现在城市宣传片中的吉林市，这个吉林市，与五元宿舍中人们的生活截然不同。
10年前，吉林电视台记者戚小光拍摄的独立纪录片《两元女子宿舍》，将孙世清经营的这间宿舍推向公众视野。10年过去了，宿舍价格上涨了三元，而彼时纪录片中的人们，现在至少有三位，仍然住在宿舍里。
如今居住在这间宿舍里的人，有人已经年近80岁，将这里当成养老院，即便她有4个子女。有人退休前是林场场长，却因儿子赌博、吸毒欠下巨债，不得不住在这里，打零工帮儿子还债。有人一生都在品尝失去，失去妻子、儿子、父母，最终将这里作为人生最后的避难所。他们的命运曲折，甚至惨烈，在外界的想象中，他们应该郁郁寡欢，但实际上，当他们讲起一生，也总是用一种平静的语气，好像生活本该如此。
12月，在又一轮网上的热炒之后，这间宿舍被孙世清兑了出去。为何如此突然出兑，孙世清不愿多谈，只是说，“身体原因，想歇一歇”。住在宿舍里的人们，从此四散天涯。
二十余年的老住客
一间卧室的木门上，贴着《觉悟的人》《现在人生活十则》《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好好好》四张已经泛黄的格言海报。格言都在强调一种“忍耐哲学”。这恰似宿舍中很多女人的人生观。孙世清说，世界上有两种女人，一种为子女活，一种为自己活。住在宿舍里的女人，都是在为子女活，“你要找为自己活的，在这里找不到，你得去麻将馆找”。
推开那扇木门，最先见到的是李桂兰的床铺。她今年78岁，穿着红色针织衫，圆脸，见人就笑。李桂兰来自吉林省舒兰县的一个村子，有4个子女，3个在外地打工，一个在本地工作。她不想给子女添麻烦，白天一个人在家也无聊，年纪大了，怕用煤气做饭出事故，就长年住在这间宿舍中。平时，子女会给她打电话。过年会团聚。如今，她时常捡些矿泉水瓶、纸箱，卖废品赚点钱。
这间宿舍的所有住客都像李桂兰一样，来自于周边农村。伴随着过往二十多年迅猛的城镇化浪潮，他们从舒兰县、磐石县、蛟河县、桦甸县等地的村庄，来到这座吉林省第二大的城市吉林市，成为这座城市的底层劳动力。
90年代中期，李桂兰的丈夫过世，她初中毕业的大儿子来吉林市学木匠。在东市商圈，她第一次碰见正在招徕顾客的孙世清，住进彼时每天2元的女子宿舍。
现在李桂兰住在这里，每月花销300多元。相比吉林市每月至少一千元的养老院，女子宿舍价格低廉很多。除了住宿本身，这里也让她有信任感。孙世清平时会常备一些感冒药、胃药、止痛片，有人身体不舒服，就发给对方。有一次，一位住客突发脑血栓，还是孙世清打120将其送到医院，又帮住客联系了家人。
其实，作为宿舍的经营者，孙世清和那些住客有着相似的经历。她老家在吉林市磐石县。她来吉林市前，在一家纸箱厂工作。90年代，她为了孩子能在吉林市里读中学，变卖家产，搬到吉林市，工作调动至吉林市的江城酒厂。没工作多久，厂子亏损，孙世清办理停薪留职，在东市商圈摆摊卖烟。
彼时，如今已经搬迁的劳动力市场，刚刚在东市商圈建好办公楼。《吉林市志》中记载，吉林市劳动力市场始建于1986年，面积260平方米。1986~1997年，劳动力市场累计为企业招工17万人次，介绍城镇临时用工12万人次。1998年，劳动力市场办公大楼建成，同年下半年，举办5次大型劳务交流会，提供工作岗位4700个，使1420名下岗职工上岗就业。
1998年左右，孙世清见到劳动力市场附近的人突然变多了。那一年，正值下岗潮和农产品价格大跌。劳动力市场内外挤满了人，有下岗工人，也有进城的农民。市场内是正规企业在招聘长期工，要求年轻人。屋外则站着长长的两排中老年人。来招聘的雇主挎个皮包，站在街上选人，能提供的工作多是保姆或建筑工地上的零工。
于是，孙世清放弃摆烟摊的生意，在劳动力市场旁的居民楼买下一间房，经营起彼时每晚两元的女子宿舍。这在当时是一桩不错的生意，彼时孙世清的企业破产后，每个月给她的补贴只有179元，补贴了两年。“寻思（开宿舍）一天挣个几十块钱，维持生活。那时一天挣几十块钱是好日子。”孙世清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开业最初几天只有两三个人来住。随着她下楼在街上招徕客户，一个月后，宿舍就经常满房了。
现在，孙世清已经68岁，她的儿子已经43岁。她的儿媳，是这间宿舍曾经的住客，一个孤儿。当初对那门亲事，孙世清还有些不情愿，如今，她的孙子已经15岁。说起自己的家庭，她一脸笑意。
她儿子一家如今住在一套158平方米的高层住宅里，儿子专门给孙世清留了一个房间。但孙世清不想离开自己经营的这间宿舍，“这帮人还都挺好的，挺舍不得。”孙世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了孙世清和李桂兰，在这间宿舍断断续续居住超过20年的人还有住客王琳。她今年68岁，穿着皮裤，戴银耳环和手镯，是宿舍里最时髦的人。王琳来宿舍那会儿，刚与丈夫离婚。她的丈夫因乱砍盗伐入狱，被判8年。丈夫入狱前，时常打她。离婚之后，儿子归前夫家人抚养，她难以见面。后来，王琳先是在屯里给人种菜，又到吉林做保姆。中间，她一度二婚远嫁至山东，后来由于性格不合，两人分手，她又回到吉林市，落脚这间女子宿舍。
如今，她唯一有来往的一个亲人是一个侄女。算起来，她的儿子如今已经40多岁了。她几次拨通儿子的手机，对方从未接听。
打工，为了家人
11月10日晚上8时，女子宿舍里，人们一边聊天，一边在看短视频。这个短视频软件，用户可以根据观看时长领红包。她们很看重这些奖励。
“妈妈我想问为什么把我留下，为了我的成长，再难也要担当……”张爱娃刷到一则唱歌的博主，那是一位女孩，在寒酸简陋的房间，对着麦克风唱张满旗的《妈妈不要离开我》。“这小孩唱得挺好，这都是打工的家庭啊。”张爱娃感叹。
张爱娃是桦甸县人，已经来孙世清的宿舍住了9天，她想找一份保姆的工作。每天早晨，她都到楼下的“桃姐家政”等活儿。但这几天活不好找。她如今还要出来打工，是要帮儿子还房贷。她的丈夫有心脏病，不能干重活儿。
张爱娃是在2010年第一次来吉林打工的。如今来看，那一年正是吉林市人口下滑的开端。根据《吉林市统计年鉴》显示，吉林市人口在2010年起，连续7年下降，从433万人减少至415万人。并且下降速度呈加快趋势，2016年人口减少3.78万人，而2017年减少了7.1万人。
此外，近10年吉林市人口老龄化严重。根据《吉林市统计年鉴》的统计，吉林市60岁及以上人口，从2010年的68.83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91.74万，所占比重从15.86%增加到了22.09%。而15~34岁的青壮年人口比例一直在下降，35~59岁的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44%左右，未来人口老龄化只会更严重。
经济增长也在放缓。吉林市是重工业城市，本地人眼中本市最好的企业，是江北的吉化公司。被称为“新中国化学工业的长子”，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桶染料、第一袋化肥、第一炉电石都诞生于此。这座城市昔日的荣光，也是如今转型艰难的原因。《吉林市统计年鉴》统计，吉林市在2008~2011年GDP增长率达10%，但在2011年之后，作为工业城市的吉林，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受到严重冲击。2013年，GDP增长率下降到5%以下，2015年几乎无增长，2017年甚至出现负增长。
2010年，吉林警方在五元女子宿舍所处的东市商圈，破获了“8·17系列杀人碎尸案”。右腿残疾的吉林市人张舒红，自2009年5月起，以招聘保姆为由，先后策划抢劫、杀害7名女性保姆和1名男子。这些受害的保姆，正是孙世清宿舍现在最主流的住客群体。如今住客鲜有年轻人，除了人口、经济的变化之外，更直接原因是2006年原本位于东市商圈的劳动力市场，搬迁至4公里外的牛马行。劳动力市场集聚的是正规企业，提供的是属于年轻人的工作。它搬走之后，便只剩下需要零工的公司和家政公司在附近招聘。这些工作的从业者，几乎都是中老年人。
失路之人的避难所
11月9日凌晨5点，天还未亮，室外温度零下7℃。吉林市湖北市场，二百多位农民工，穿着棉大衣，戴着口罩，跺着脚，站在路旁等活。两个小时之后，天亮起来，街上车辆变多，一辆警车驶过来，停在路边维持秩序，坐在车里的警察，摇下车窗，告知农民工不要影响交通。
一位穿红色大衣的中年男人走过来，和记者笑嘻嘻地打招呼。男人叫做徐海峰，住在孙世清的男子宿舍。他35岁结婚，这在东 北农村已经很晚。他的儿子10岁那年，在水库溺水而亡。儿子过世之后，他体会到彻底的心碎，开始整夜失眠，“我就哪开心往哪去了，我就自己开导自己。”徐海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去年，徐海峰父母接连去世。如今，亲人中，他和姐姐关系最好。姐姐在村子里生活，时常叫他过去吃饭。他去了几次，不太好意思再去。他也不想回到村子，那要面对很多压力。“你挣不着钱，他瞧不起你。往出走容易，回家难。”徐海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现在徐海峰觉得，住在宿舍里挺好，热闹，也有人聊天。“白天有活我就干点，晚上在这儿不寂寞。”徐海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徐海峰可能是宿舍中最无望的那批人，父母过世，没有妻子，也没有子女。如今，他唯一的等待，是再过两年，他就60岁了，可以申请“五保户”。另一位住在男子宿舍的孙洪涛，也和徐海峰一样，没有家人。孙洪涛在这里已经断断续续居住了13年。2004年，他的前妻觉得他“没正事儿”，跟他离婚了。孩子归妻子抚养。他离开村子，出来打工，在一个工地打工时，患上肺结核。之后，他不太能干重活了。如今，孙洪涛依然吸烟，平时找点轻松的零工做。他从未联系过儿子，也不指望儿子能够抚养他。“我也没抚养他，他养我干啥？”
宿舍中无处可去的人，有些时常交不起房费，孙世清会给他们赊账。那些人太懒散，对于工作挑肥拣瘦，赌博、酗酒、嫖娼。
相比普通的旅店、养老院或者合租房，这间宿舍有很多超出生意本身的人情味，像是一群来到城市的农民，将农村熟人社会的相处方式移植了过来。有时，孙世清会免费接纳个别无处可去又没有钱的女性流浪汉。而每天中午，这间宿舍都会走进一位孙世清的佛教徒朋友，给宿舍里的人免费赠送馒头。
每年除夕夜，孙世清也不在儿子家过年，而是待在宿舍里，和同样没有回家的住客们待在一起。孙世清信佛、60岁之后只吃素，她包素馅饺子，分给住客。这些一个个无家可归的人，像一座座无家可归的孤岛，在这间五元宿舍中，短暂地连接成了大陆。
（本文实习生徐盈亦有贡献，为保护隐私，文中除孙世清、戚小光外，均为化名）
此前报道
住在5元旅店的女人们：从啥都干到“挑活儿干”
在吉林市，有一家开了24年的女子旅店。以前，花两元便能在这儿住一晚，来的多是被家暴后逃出来的女人，现在房费涨到了五元，住客几乎都是农村进城务工的单身女人，也有下岗的女工。有人睡了一晚就走；有人把这里当成落脚地；还有人在这里“养老”。
11月11日傍晚，背着鼓囊囊的行李包，女人推门走进旅店，挂断电话，手冻得通红。这是郑秀娟来吉林市的第八天，还是没找到活儿，她瞒着家人住在这家五块钱一晚的旅店。
“来住宿吗？”烫着棕色短卷发，穿着牛仔马甲和黑色绒衣的小个子女人，趿拉着鞋从门口的小屋走出来。
这是旅店的老板孙二娘，今年68岁了，她每天透过小屋玻璃窗打量着每一个进店的女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有钱就交，没钱拉倒。”在住客眼里，这个小个子女人性格泼辣，像《水浒传》里的孙二娘。
开业24年来，旅店住客几乎都是农村进城务工的单身女人，也有下岗的女工。她们中最年长的超过70岁，最小的刚过30岁。
以前，花两元便能在这儿住一晚，来的多是被家暴后逃出来的女人，“把这里当成了避难的地方”。孙二娘记不清，最多时一晚住过多少人，只记得以前大通铺上躺满了人。
在过去10年时间里，房费从两元涨到了三元、五元，来这里住的人少了——“干一天活，活一天”>>
“避难所”到落脚点
11月11日傍晚，女子宿舍或坐或卧的有四个女人。
刘桂兰是高低床的下铺，她倚靠着墙坐在阴影里，身旁放着一只收音机，放着戏曲的调子。
刘桂兰额头留着两缕黑色刘海，往后扎起的黑发间，显出一小圈白色的发根，她今年77岁，是宿舍里眼下年纪最长的一位。
她已经断断续续在宿舍住了二十多年。这是刘桂兰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一个落脚地。老伴患癌去世后，家里为治病背了一屁股的债，两个儿子出门学瓦匠和木工，女儿也在外地打工。十多亩的苞米地，苞米两毛钱一斤，除去种子、化肥等成本，剩不下几个钱。
庄里几个女人进城打工回来时告诉她，城里有活儿干，能挣钱。她卖了家里的土房，还上一部分债，揣着几十块钱，收拾几件旧衣裳去了吉林。
50岁的何芳刷着手机屏幕聊天，丈夫去世后，她出来打工，在附近一家饭店上早班，每天从早晨7点上到下午五点。
65岁的郑秀娟则用手机跟孙女视频。她这一趟来宿舍住了有八天，一直没接到活儿。她个头高，丰腴壮实，力气大，“以前基本上没愁过活儿，有时半天一天就能接到活儿”。
这一趟郑秀娟出来得晚。在家掰苞米二十来天，她的双手十指被割出细细长长的口子，一沾水就疼，指甲缝儿留下搓不掉的黑色印记。她休养了几天才来找活儿。正赶上农忙结束，农村来挣钱的人多起来，“找活儿就难了”。
裹着被子躺着的张清64岁，她头发灰白，面色显得暗黄，额头上有几道深深的褶皱。在几个女人里，她是被家暴多年后，“净身出户”后孑然一身来到了这间宿舍。
在老板孙二娘印象里，刚开店时，住客几乎都是这样的单身女人。她们多是被家暴后逃出来的，有人还带着几岁的孩子，“把这里当成了避难的地方”。
孙二娘记得，刚来宿舍的女人几乎都不说话，神情疲倦，有人累得躺下就睡，有人偷偷抹眼泪。“没有人问起伤心事，大家都明白，那个年代的人都很苦。”
“虽然叫宿舍，其实就是个旅店。五六十岁的女人，地里没活儿的时候，出来挣几年钱，找活儿时上这儿住几天。”
新的住客来来往往，孙二娘很难记住她们每个人的样貌。“现在来这儿住的都是农村来的没钱的女人，比起十几二十年前，生活好太多了。挣着钱了，女人家庭地位也高了，也不能被家暴，在农村，离婚的女人也没人说闲话，很快能开始新生活。”
从啥都干到“挑活儿干”
11月13日，天色微亮，郑秀娟起身，摸出包里的牙刷牙膏，她拧开水龙头，俯下头张口接水，水流细小冰凉，快速“刷刷”几下刷牙漱口，双手捧水拍在脸上，狠搓几下。然后从包里摸出梳子，站在门厅墙上挂着的大镜子前，沾点水抹上前额的头发，仔细往后捋顺头发，紧紧扎起。
三两下叠好被褥，穿上大衣，戴好围巾，刚过6点一刻。她背起鼓囊囊的大包，侧身往外走。见孙二娘屋里亮起了灯，郑秀娟对着玻璃窗小声说，“今儿肯定能下户干活了，不得来住。”
昨天，家政中介给她介绍了一家保姆活儿，她要去那家看看情况。中介说，这家老人身体不错，陪老人聊聊天，做做家务就成，要合适让她赶紧上工。
郑秀娟在楼下小吃店喝了两碗粥，中介还没开门。十字路口零星站着等工的人，有个五六十岁的女人拿着硬纸板，写上“干零活，刷涂料，打扫卫生”。
每天，郑秀娟和二十几个女工挤在这家中介的屋子里，从早晨七点，到下午六点，平均只有五、六个雇主来招工。这些天价钱压得很低。1500元一个月的家政工作，都成了抢不着的“俏活儿”。剩下的大多是照顾卧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活儿重，工资开得却比往年低几百块钱。
傍晚天色暗下来，宿舍亮起灯，郑秀娟背着鼓鼓的大包推门进来，围巾胡乱裹住脸，头发凌乱，脸冻得通红，眉头紧皱，对着门口小屋玻璃窗，声音嘶哑，“二娘，今晚还住这儿。”
对于郑秀娟而言，没活是没接到好活。她们会挑活儿，待遇好、轻松的“俏活儿”难抢。
但刘桂兰、张清等早一批来宿舍的女人，她们几乎没有挑过活儿，“有什么活儿都去干”。
刘桂兰没识几个字，只能卖力气，她干过工地上的活儿，挑砖抬石灰比地里的活重得多，她也在附近的饭店打零工，刷一天碗，从早上4点到深夜，累得直不起腰，能挣到十块钱。
秋天去一百多公里的黄松甸摘木耳，她坐着摘四五个小时，鞋子都浸湿透，换双袜子又回去继续摘，干几天遭不住了，起了一身的疹子，她就去药店买了最便宜的消炎药膏抹抹。
岁数越来越大，对这些女人来说，找活儿时，首选都是保姆和饭店服务员。
那时还没有家政中介，起初，这些工作对年龄的要求并不严苛。特别是保姆活儿，六十多岁的女工照顾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很是常见。
眼下郑秀娟明显感觉到，六十多岁的女工不容易找到活儿，等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一上65岁就更不好找了，24小时护理老人的活儿干不来了。”
在医院协助护士护理透析病人，一天100块钱，包一餐饭。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好活”。但对女子宿舍的几个人来说“医院的活儿可不好干。”郑秀娟就说她接不了护理病人的活儿，她没上过学，识字不多，药名都不认识，怕“误事”。
刘桂兰在六十岁以后，头发一点点白了，雇主一看便说年纪太大，招不了。为了显得年轻，她学着宿舍里的人，买来两块钱一盒的染发膏。每过上几个月，染黑的头发里露出新长的白发，她就再染一次。
15年前，女子宿舍楼下就是吉林市惟一的劳动力市场。早上三四点，找工的人就开始聚集，胡同里分成两排，分别站满挎着包的男人女人，“雇主挑中了，跟着走就行”。
2006年，劳动力市场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胡同里开了十几家家政中介，雇主都与中介联系。
经历过劳动力市场的刘桂兰等人不喜欢现在的雇工模式。“我们那时候才300块钱一个月，中介费得收50块钱，来宿舍住一晚就得2块钱，哪能剩下什么钱。”刘桂兰说，起初她不舍得出中介费，在胡同里站着等活儿，有时站一天，都见不到雇主来问，只能也找中介。
而现在郑秀娟干保姆，一般一个月都能有两千多元。她们更愿意找中介，“第一个月收10%的费用，能管一年的介绍费，有的人干一两个月，不合适了就回来，中介再给找”。
现在上中介找活，要求拿身份证后，染头发这一招也不管用了。刘桂兰只能偶尔接到发传单、清洗人参这些活儿，但今年清洗人参的活儿也被机器取代了。
打工都是为了孩子
刘桂兰花了五年多时间还完家里的欠债。住宿和吃饭的开销之外，她不会多花一毛钱。“能不买东西就不买”，攒下的钱都寄回老家给孩子，冬天时手和脸被冻伤皴裂，她花1块钱买了一瓶雪花膏，后来换成更便宜的袋装面霜，一次挤出黄豆大小抹在脸上。
后来大儿子、小儿子结婚，刘桂兰把攒下的钱都给了孩子。过了几年，小儿子在一次干木工活时伤了手，她再一次感觉挣钱的压力。
刘桂兰说，孙女长大、上学都需要花钱，她继续打工，想着能补贴儿子一点是一点，“不觉得辛苦，心疼孩子，宿舍里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刘桂兰在老家的六亩地租赁给了邻居，现在每年收一千多块钱，加上新农合每年的一千块钱，勉强够她在宿舍的食宿费。
没活儿的时候，她会到街上去捡些废品，拾来的纸盒整齐叠好，收在床铺下，存上一蛇皮袋，她拖去废品站，几毛钱一斤，能卖几块钱。
她在上铺床板夹缝里塞满塑料袋，这是冬天的防寒利器。零下十多度时，腿上裹上塑料袋，再套上棉裤，出了门雨雪渗不进来，风吹着也不冷。
外面的饭菜贵，她一般都是自己做饭，用酒精锅煮菜。床铺下堆放着土豆、红薯和一捆大葱。上个月，她遛弯时在菜场看到土豆三毛钱一斤，个头不小，比平时得便宜一半，她赶紧挑了七八斤抱回宿舍，喊了孙二娘一起去，来回几趟，囤了四五十斤土豆。
郑秀娟老伴身体不好，在农村伺候四十亩地，春秋农忙时候她得回去搭把手。
来宿舍住，郑秀娟瞒着家里人。“现在农村的房子修得敞亮干净，瓷砖地面擦得锃亮。要家里知道住这么便宜的地方，可不得让赶紧回家。”
但住贵一点的旅店，她不舍得。比起她之前住过的一些廉价旅店，“这儿干净一点，看着有点埋汰，其实睡一晚就知道洗得勤，被子上还有肥皂味儿。”
再来找活时，她基本都住在这里。有时去雇主家干了两天，觉得不合适，又回来住一天找活，像“候鸟”一样。
郑秀娟说，之前有一位70岁的女工，身体硬朗，但雇主一看身份证，年纪太大了，担心磕磕碰碰，心里有负担，自然更倾向年轻保姆。
眼下她正在这个年龄坎儿上，“心里着急上火”。
“孙子孙女都在读书，儿子儿媳打工都累得不行了，你说我不打工能行吗？”六年前，郑秀娟大儿子结婚，她和老伴给他们拿了20万首付，在老家买了一栋楼房，装修又花了快20万，小儿子在吉林市工作，也得给他准备结婚和买房的钱。
这些女人们几乎抱着同样的想法，年轻时打工养育孩子长大成人，攒钱为孩子买房、结婚，补贴家用，等到干不动的时候再“退休”，“老了干不动了，就跟儿子过。”
要不要找个伴
在宿舍，她们并不避讳谈及男女间的关系。
大概十年前，孙二娘租下了隔壁的一套房，又开了间男子宿舍，经常有男住客过来串门。
几天前，有一对在宿舍里凑成的男女来唠嗑，俩人在一起时女人59岁，男人37岁。何芳打趣她，“宿舍送了她个小男友”。
还住在宿舍的李琴芳也找了个伴。孙二娘在女子宿舍的阳台隔出了一间不到两平方米的“夫妻间”，一张一米二的床占据了全部空间。李琴芳俩人住在这里一个多月了，每天的宿费是按两人收，十块钱。
这样的结伴生活在男女宿舍里不算少见。何芳语气里不无羡慕，说起之前住客里有不少单身女人找到了另一半，搬了出去。有的结婚了，听说日子过得很好，慢慢与宿舍断了联系。
在大家眼里，50岁的何芳还是找对象的年纪。有时觉得有对眼的，也有意撮合。
11月18日，吉林市下了一夜的雨，开始飘雪。
第二天下午，积雪没过了脚踝。何芳的饭馆打烊早，她从饭馆打包了没卖完的卤豆皮和一碟花生米，隔壁男子宿舍的刘大力拎着两瓶牛栏山白酒和三罐雪花啤酒，刘桂兰给切了两根大葱，孙二娘送了一盘烀红薯过来。几个人难得地坐在一起喝酒唠嗑。
李琴芳拿他们打趣，“刘哥没歇过两天，干活踏实，脾气也好，你们喝酒也能喝到一起，干脆在一起吧。” 刘桂兰也起哄，“何芳才50岁，正合适找个人。”
听到打趣自己，何芳和刘大力直摇头，何芳举起杯子，“刘哥是我大哥。我现在就等我儿子结婚，我再想自己的事。”
“找有啥用。”张清说，她话少，声音也小，望着床板沉默良久，从黑色塑料袋里又捻起一小撮烟草，用白色的烟纸卷起，靠着床头的梯子抽纸烟，她在床杆处绑起一个铁盒接烟灰，这是女子宿舍里唯一的“烟灰缸”。
张清也曾找了个男人，是干活时候认识的，起初他也肯干活，在工地做小工，时间长了，遇着事便脾气急躁，也会动手打人。后来，张清再不尝试给自己找个伴，“离开他就不挨打了，苦过去就拉倒了，就熬过来了。”
孙二娘起初并不看好这样的结合，担心男人骗女人的钱。但现在看李琴芳两人感情稳定，她也在改变看法，觉得两人“过得还很不错，有个伴”。
“有钱就交，没钱拉倒”
在这间女子宿舍，孙二娘是绝对的主心骨。
20多年前，孙二娘离了婚，从酒厂下岗后，在路口支了个烟摊，几年后在这栋楼房里买了一套两居室，打算留给18岁的儿子做婚房。看着找工作的女人越来越多，那时候附近旅店少，要住宿得走5公里远，她想着干脆开一间女子宿舍。
旅店在1996年开了起来，起初收一元住一晚上，孙二娘在十字路口吆喝，“住宿，住宿”。第一晚只来了1个人，第二晚6个，第三晚10个，很快住满了。后来宿费涨到了两元一晚，过几年涨一块钱，直到现在的5块一晚。
开了20多年旅店，她还是“抠门”得厉害。
在宿舍，什么服务都明码标价。烧一壶热水1块钱，用一次洗衣机2块钱，带锁的柜子十块钱一个月，给没有棉袄穿的工人一件旧棉衣20块钱。有时碰到有住客打包回来一些好菜，她会煮一锅米饭，“要吃的给两块饭钱”。
人一多，睡大通铺难免会产生些摩擦，吵吵闹闹是宿舍的常态。特别是夏天，宿舍里没有风扇，人挨着人更闷热。有人东西乱放，有人说些闲言碎语，争执起来谁都不愿让步。这个时候，就需要孙二娘去主持公道。“吵什么，有这时间不如自己去找活儿。”孙二娘嗓门儿亮，宿舍里会瞬间安静。
每天熄灯前，孙二娘走到高低床前，伸出手，挨个收费。一张5块钱或10块钱的纸币丢在床上，孙二娘拿起抚平。
很多人还是喜欢这个泼辣女人，孙二娘常领着宿舍一帮女人去干零活，“宿舍住满了一天也就四十来块钱，可不得多干点活。”给新盖好的大楼做清洁，二十多层楼，能干上好几天；也去水泥厂种树，大冬天给企业发传单，最少时20块钱一天，最多时一天能挣100块钱。
宿舍里不管多大年纪都跟着去。天没亮都兴冲冲起来，到地方雇主看到都是一些老太太来，不太乐意。孙二娘赶紧说，都才“五十多，干农活显老。”说了一箩筐好话，雇主才同意。
干活儿时，她把力气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边，“都不容易，能互相搭把手就搭把手。”深夜回来女人们坐床上，孙二娘挨个给大家发工资。“活多辛苦，想到晚上就能开支，没有不乐呵呵的。”
“有钱就交，没钱拉倒。”遇到几天没上工的，交不上房费的，她念叨一句，又喊，“八点半熄灯啊，早点睡觉，明天早起干活。”
有人接到中介电话，雇主临时有事，要提前去上工。她嗫嚅着问能不能退房钱。孙二娘爽快，“退你一半钱，你先去看看，不行再回来，再给我就行。”
“她比谁都心软，对我们有操不完的心。”刘桂兰记得，隔天看见有招工，孙二娘跑进来，“这个活你去不去？别嫌钱少，不干一分钱都挣不着。”
过了花甲之年，孙二娘的腰椎间盘突出和关节疼痛不再允许她接零活，她才停下来。她开始信佛，小屋里整日传出佛经的声音。
在10年前和记者聊天时，孙二娘提到自己的心愿，希望改造这个宿舍，把旧的床、褥子都换掉，墙要刷上那种淡淡的苹果绿，地上铺上光滑的瓷砖，养上几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这些心愿实际却难以实现。又10年过去，这间老房子的地板和墙壁变得愈加黢黑斑驳。她数着很多难处，“没有钱装修，也怕停业了有些人没地方去。”
她尝试做了一些改变。把被褥换了，附近小区的人搬家，被褥不要了都会送来宿舍，她会买来一些红色、粉色的布缝上被套。
她在窗台养上了花，向刘桂兰介绍每一盆的名字，刘桂兰记不住，瞅见其中一盆开了五朵，就介绍给其他姐妹，这叫“五朵金花”。
“把宿舍开到‘老得动不了’那一天”
虽然住在城市的中心，但事实上，这些女人从没有与这座城市真正相关。除了去打工的地点，她们几乎都待在宿舍附近，没有主动去过城里其他地方逛逛，“那有啥好看的。”
这座城市留给她们的回忆，都与打工相关。在吉林大街，她们为吉林市创建文明城市打扫过街道；吉林火车站新大厅，她们几年前做过保洁；附近最大的商场开业时她们接了“当客人”的活儿，那真是最好干的工作，进进出出就能挣钱。
2006年，吉林市电视台的记者戚小光来这间女子宿舍，拍摄了五年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就叫“女子宿舍”。
之后，又有多家媒体来进行了报道。
孙二娘没看过纪录片视频和关于宿舍的报道，她戴上眼镜，用小手电筒照着手机上的文章，一字一句读出来，“20多个女人，像沙丁鱼一样，抹布一样的床单……哈哈”。
“那时候大家确实也很苦。”她叹气。
但这些报道还是让这间宿舍得到了关注。有好心人给她们送来旧衣服，也有人坚持送一些常用药品和馒头。
年初，刘桂兰回了老家大儿子家过年，电视上放着疫情的新闻，她隔三差五给孙二娘打电话问能不能过来宿舍。
这是二十多年来，刘桂兰和儿女相聚最长的一段时间，她说，儿女孝顺，每日炕烧得暖暖的，但她总担心给他们添麻烦。到五月份，有姐妹打电话给她，疫情控制住了，她执意回了宿舍。
刘桂兰说，她们留下来的人，大多都是因为孙二娘才选择住在这里，不知不觉把这间宿舍当成了家。“有人情味。这里没有一个地方像家，却给我们温暖的感觉，心里头都热乎。”
操劳半生的岁月还是在她们身上留下了不可逆的印记。她们几乎都带着一身的病痛走进暮年。
刘桂兰有高血压，有时会感觉心脏不舒服，她不敢去医院检查，她想着，等到年纪再大一点，就让儿子接她回家。张清走路时双腿僵直，一弯曲能明显感觉疼痛，她的腿上总是贴着几片暖贴。
不久前，宿舍里一位老姐妹被儿子接走，二十几年的打工时光被收进一个塑料袋里，就是她的全部家当。前几天，这位姐妹又回宿舍住了两晚，床铺不够长度，她得曲起腿，睡在对角线上，早上起来对刘桂兰感叹，“还是来这儿睡得更踏实。”
张清已经没有“家”可以回。离婚后，她与孩子联系少，偶尔女儿打来电话，她说，“在这儿都好”。逢年过节，张清也留在宿舍里。孙二娘吃素，她就包素饺子，一个饺子半个拳头大，得捧着吃。
“在这儿热闹，自在。”张清说，她做好了在宿舍“养老”的准备，“干一天活，活一天，没活就拉倒”。
孙二娘说，要把宿舍开到她“老得动不了”的那一天。
孙二娘的枕头边放着几个笔记本，密密麻麻记满名字和电话，有一本外壳掉了，纸张泛黄。她时不时翻一翻，看到名字时喃喃道，“她现在结婚了，过得挺好”、“她年纪很大了，要活着得有九十了。”
她很少会拨通这些电话。她说，“知道她们日子过得好就行，没必要再联系，打扰人。”
有媒体打来电话想来采访，她皱起眉头，手机举到嘴边，“没啥好拍的，现在情况都好了，都没那么苦了。”
（文中人物除孙二娘，均为化名）
来源：剥洋葱、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