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枻坤
编辑 | 李固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互联网大厂时，《新浪蜂鸟》挑选了三个试图转向体制内的年轻人。
很难说他们是因为“不能适应”，而选择放弃曾经的梦想。同样也很难确认，在新的环境中，他们已完全与内心自洽。
在他们看来，互联网与体制内，像是两座围城。城内有各自的灯光和风景，远远望去，都是可以照搬进梦想的图案。
只是需要调整好欣赏它们的距离。
▍ 成为“互联网大厂人”
刘泽那年大三，同学们管他叫“刘卷”，顾名思义，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卷王。
别人的大学生活都在恋爱、旅游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为毕业后的工作焦虑了。
2016年，环境工程专业的刘泽为了能挤进互联网大厂，曾花费2980元，报名了优化简历课程。讲课教师自称是阿里p8、美团L9等业内大牛，手把手教你做项目，丰富简历。
刘泽很想从事产品经理的工作，却没有匹配的实习经历，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投机取巧一下。
虽然最后发现，这种付费课程并没有什么干货。面试时，业务负责人仅用一两个问题就轻易撕破刘泽的伪装。产品梦对刘泽来说曾一度遥不可及。
比刘泽大一岁的孟繁漪， 同样想在毕业后就进入互联网大厂。
她在北京的一所高校就读农学，“一个十分不喜欢的专业”。
2015年末，大四上学期的她开始找实习，农业+互联网，是她寻找的目标，由于专业优势，孟繁漪很快找到了一份农业电商相关的工作，既有专业的加持，又能涉足互联网，在当时的她看来，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份不起眼的实习，成了孟繁漪步入互联网大厂的敲门砖。
大四下学期，孟繁漪又收获了Uber China的实习offer，当时Uber和滴滴两家出行公司的补贴价格战打得火热。
当时Uber急需一名运营员工，又需要每周五天全职实习，还要有防刷单、防作弊的的运营经验，每条要求孟繁漪都非常符合。她顺利通过了实习的面试。
同样在大厂实习的还有童丽。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北大的她，此前在字节跳动、网易等互联网大厂均有过实习经历。
政治学出身的她，因为更想做些比较自由、有趣，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所以决定剑指互联网大厂，没有像大多数同学一样，将中组部、中央办公厅当做职业生涯的起点。
2016年7月1日，孟繁漪毕业，当天就和Uber签署了劳动合同，率先迈进了互联网大厂的大门。
2017年夏天，砸钱优化简历无果后，刘泽幸运地以应届生的身份，得到了一家大厂客服岗位的面试机会，简单的三轮面试过后，他被留了下来。
刘泽说，当时自己将流水线、机械化的工作看作是一种恩赐，以及互联网蓝图的关键一步，所以与HR谈起薪水时，他几乎没有争取，便草草答应了下来。
入职当天，刘泽发了条朋友圈，配图是印有自己照片和名字的大厂工牌，文案是“梦开始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这条朋友圈都是刘泽的置顶。
2019年，童丽结束实习，在众多offer中选择了自己最满意的一个与产品相关的工作，进入了腾讯。
那一年她25岁，知道大多数同学去了体制内，其中有几个是中央选调生。也有以产培生项目入职了四大行总行。
自此，以低身段摸到互联网大厂的尾巴的刘泽，与从平台运营开始起步的孟繁漪，和相对高起点进入腾讯的童丽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互联网大厂人”。
▍大厂祛魅
2016年8月，因为滴滴宣布收购Uber China，入职一个月的孟繁漪闪电失业。
实习期的好运气并没有延续到工作中，毕业一个月后就失业，缴纳了社保，失去应届生身份，在求职市场中的优势在逐渐消失，孟繁漪十分焦虑，直到九月份，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刘泽也同样面临岗位流动性大的困惑。“我进的业务组平均一周走一个”，高频的离职率让刘泽惶恐不安，经常审视这份工作与自身的适配度，他自己也明白，现在的工作并不是技术性的核心业务，会被替换取代，他必须要有忧患意识，去公司的学习库中学习新的技能，增强自身竞争力，才能获得转岗的资格。
“业绩优秀的同学可以转到运营岗，薪资和地位都会提升”，这是入职当天，刘泽leader向他画的第一张大饼，刘泽深信不疑。
他认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会足够幸运。入职第一周是培训期，从考勤制度到公司福利，从日常的工作内容到产品的详细解读，刘泽永远都是最积极的那个，结业考试的成绩也是排在前几名。
对客服岗位的预期，刘泽在入职前是有一定准备的，他始终觉得只要能进大厂，就是成功的一半，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能站稳脚跟。
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失望往往都在一瞬间。大厂就像一台粉碎机，可以碾碎任何东西，包括热情与伤痛。
刘泽曾认为每份工作都有它的意义，包括客服。优秀的客服甚至能帮助企业发现测试不出来的bug，都应该认真对待。但现实却告诉他，那些只是这个岗位给予员工的一种美好愿景。
机械化、重复性极高的工作内容、日夜颠倒的排班系统、毫无益处的职业规划，都在加速扑灭刘泽心中的热情。刘泽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互联网时代的流水线女工。
每天就是：接电话——解决问题——反馈，循环往复，有时同样的问题一天能回复几百次，像一个没有感情的复读机。
每逢618、双11等大促的时间节点，刘泽要超长时间工作，屁股与座位合二为一，整个人像订在板凳上一样，离不开工位半步。
刘泽平时从不吃零食，也不吃垃圾食品和饮料，现在只有他工位上的零食和可乐最多，一来是可以即食充饥，维持体力，二来就是短暂的放纵可以提升仅有的幸福感。
入职之前，刘泽是一名身高180cm，一身腱子肉还有锋利下颚线的小伙，短短三个月后，体重暴涨20斤，下颚线变得圆滑，痘痘黑眼圈布满曾经精致的脸庞。“一切都不值得，和我付出的那些努力相比，根本不成正比”。
指望着业绩提升来换取转岗资格只是天方夜谭，前几年也只有一两个转岗成功的案例，刘泽认为自己不会是幸运的那个。
与此同时，童丽也在承受着愿景幻灭所带来的痛苦。怀有产品梦的她进入了国内顶尖互联网公司，本想大展宏图，却被无形的框架束缚住，又要在框架之内证明自己的价值。
身为产品策划的童丽，负责一款非常成熟的产品，如果策划的需求变动较大，就会撬动很多部门的员工配合，在用户端也需要大批量的更新，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完全不现实的。
产品策划的工作变得十分有限，这种情况下，同事之间就不可避免的产生内卷，卷一些不必要的需求，以完成自己的kpi。
同样，童丽觉得腾讯并不是互联网氛围特别浓厚的企业，或许是童丽所处部门的原因，给她的感觉更像是国企，等级制比较明显，不是童丽想象中的扁平化，这与她的预期背道而驰。
除此之外，对未来的规划也是童丽选择离开腾讯的原因之一。结婚生子是被童丽写入人生清单的事项，当时的童丽与男友异地，计划一同回到杭州工作，起初童丽对这个决定还有些犹豫不决，但腾讯的内卷程度和工作内容还是让童丽下定决心。
童丽回忆到，入职体检当天，她发现与她一同检查的女孩子在更衣室里抱着电脑开会，这令还未入职的童丽有些震撼和窒息。
还有一次，加班到十一点左右的童丽准备回家，在电梯里遇见了即将生产的孕妇同事，童丽并不认识，但还是没忍住开口，问到，你都怀孕了还要加班到这么晚？孕妇说，有个比较急的活，最近两天忙一点。
即便是自愿的，但对童丽的冲击也非常大，当时暗下决心，“如果自己怀孕了，绝不过这样的日子”，童丽说，仿佛看到了未来自己的生活，非常窒息。
同样窒息的还有孟繁漪，求职之路一波三折的她，从Uber闪电失业后，被前leader带到乐视旗下的一家公司，同样没去多久，乐视资金链断裂，集团暴雷，裁员的砍刀再一次向她袭来，失业的孟繁漪又要重新竞争。
短短半年，就已经被动地换了两份工作，第三份工作是一家外卖配送平台的中厂，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并购之类的问题，回到最初的起点。孟繁漪似乎有什么魔力，这让她异常焦虑。
第四份工作在BAT的其中一家公司，从事内容运营的工作，kpi是APP端用户的增长，通过烧钱补贴的方式来促进用户留存和GMV的提升，这份工作让孟繁漪体验到真正的互联网大厂的生活。
四份工作的经历让她或多或少地对工作产生莫名的恐惧和担忧，而在BAT的新工作似乎也并没有善待孟繁漪。
这份工作满足所有互联网公司的刻板印象，抓马的女领导、变动频繁的业务、压力骤增的工作环境、找不到意义的工作。。。。。。孟繁漪也曾一度想过是否转行，但在当时，这些想法也只是停留在想一想的层面，不敢主动改变，只想尽可能稳定下来。
但在大厂的日子越久，越能明白“稳定”是一种奢侈品。
孟繁漪是一个敏感且易内耗的人，周边人的情绪变化和工作氛围都会影响到她。恰巧，她的女上级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兄弟部门的需求没有及时完成，她会着急；周汇报上没有得到老板的认可也会着急；许多杂七杂八的事情没有按照她的原定计划来更会着急，时不时还会怒吼。这令孟繁漪非常焦虑，甚至有时会觉得自己的内分泌也出现了紊乱。
还有一次请假经历，也让孟繁漪加速了离开大厂的计划。深受牙痛折磨的孟繁漪需要做一个比拔智齿稍微复杂一些的开创手术，手术前一周的时间，孟繁漪就为请假做了“预热”，同事和领导也都知道，手术当天，孟繁漪还是来了公司，尽可能多地处理些业务，保证不耽误组内的工作进度。
但崩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刚打完麻药，leader的夺命电话就打来了，孟繁漪只能趁着手术前的间隙和leader沟通。
首先是leader对一项业务的不满，把电话当作一种情绪宣泄的出口；其次是询问下一项工作的进度，原计划定于第二天上午上线的项目，leader执意要提前到当天下午上线，由于请假做手术，孟繁漪没有带电脑，只能做完手术后，忍着剧痛，回公司加班。她想不通，到底是什么重大的事情一定要在手术期间打电话？项目上线的时间相差半天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
孟繁漪的情绪彻底崩溃，所有的委屈在那一刻喷涌而出，她终于能借着手术的疼痛来宣泄自己压抑已久的绝望。“手术全程都很悲伤，我一直在哭，边做手术边哭，两只手一只擦眼泪一只擦鼻涕。医生以为我是疼哭的，还问我‘你没有打麻药吗’”。如此荒诞的幽默令孟繁漪哭笑不得。
手术结束后，孟繁漪又打车回到公司，盯着上线的项目，晚上九点多才回家。
从那之后，孟繁漪开始对大厂祛魅，也逐步计划着自己未来的方向。
刘泽、童丽和孟繁漪开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曾经挤破头想进的互联网大厂，正在变得陌生。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让他们觉得之前追求的一切都是一场梦，在不确定的时代，他们只想抓住尽可能确定的生活。
▍ 围城
与预期中的互联网大厂背道而驰，童丽也彻底想通了，既然标榜“价值和自由”的互联网也是如此“国企”，那为什么不彻底考进体制内？虽说等级制更严重，但至少不用盲目内卷，生活相对安逸。
偶然的机会，童丽关注了杭州人才引进的政策，相较其他地方的人才引进，杭州的政策更重视学历，国内的标准是双一流院校，国外则需QS前100的大学，而且也是需要研究生以上的学历才能报考，这些条件就会筛选掉一批人。
其次，当年童丽的笔试和面试几乎没有怎么准备，或许是天生的学霸基因，几近裸考就轻松上岸。童丽表示，当时的考题不像普通的国考省考，需要不停刷题，笔试的类型像写几道议论性的文章，面试则是无领导小组讨论，这对政治学专业的童丽来说易如反掌，类似于秋招的笔试面试，性价比很高。
童丽也在小红书上分享自己的上岸心得，认为人才引进就是当代打工人想要上岸的一种捷径。
然而捷径也并非坦途，童丽上岸的岗位偏综合性，包含许多文科专业的岗位，入职之后，才知道童丽所在的部门是以加班出名的。
在腾讯时每天的工作时长大概是10-12个小时，周末双休能保证，而上岸之后，每天都很忙，周末和节假日也要加班。“整体来说，大家都很安逸，只有一两个部门很忙，我就恰巧在那两个部门里”。
而从薪资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上岸后的工资要比之前在腾讯的多。童丽入职腾讯属于应届生，因此工资水平算是公司内最低的，但也因童丽的时机不好，那一年的工资被压得很低，前一年和后一年的应届生工资水平都比童丽这届的高。
上岸后，有了一年大厂经验的背书，工资有所涨幅，总体来看比在腾讯时高了不少。但童丽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能一直在腾讯做下去，薪资肯定要比上岸后高很多，只不过是需要通过加班和身体健康来换取的，童丽明白，自己加不了班，受不了无意义的内卷，也就挣不了这份钱。
孟繁漪的上岸之路略显坎坷些。在看清大厂的生活本质后，孟繁漪毅然决然加入到考公大军。迷茫时期正逢疫情期间，被管控在家里，有大把的独处时间，孟繁漪决定利用起来，踏实学习，早日上岸。
此前，孟繁漪已经参加过十余次的考试，但都是碰碰运气，完全裸考，也并没有上岸。决心走进体制内后，孟繁漪开始认真学习，终于，上岸了一家事业单位，开启躺平生活。
刚开始上班，孟繁漪并不太适应，在大厂一般早上十点多刚到公司，开始处理些非紧急的任务，下午才是核心工作的处理时间。
而在事业单位，早上八点到岗，11点之前就要把一天内的核心任务全部处理完成，午饭午休过后，就开始准备下班。
刚开始对工作节奏有些把控不好时间节点，慢慢地也逐渐适应，这样还能帮助她改掉在大厂的不良作息，一举两得。但同样，在体制内的认知落差会鞭打着每一位新人。
体制内工作中墨守成规的束缚，对每一位大厂人都是极具挑战性的。
孟繁漪回忆，在大厂工作的第一年，一些线上的审批流程就已经十分完善和便捷，但在五年之后的体制内单位，向领导汇报一件事情，还需要写在word里，打印出来，给领导过目，签字之后再找下一个领导签字，永远都在签字的路上。
请假的审批则需要先找到自己的直属领导签字，然后是分管领导签字，接着是人事处、办公室签字。
要写清楚请假的目的，如果出京的话，要找更大的领导去签字，同时也要交代自己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去哪个市，做什么，何时返京，基本一套流程走完，整个公司都会知道你的出行计划。
工作内容上也是一种规则导向，在互联网大厂中，新产品新项目会有试错空间，一切以数据为导向，可以挑战既有规则和框架。
而在体制内，任何项目都是一种固定的规则。发布一篇稿件，需要100%正确的，在既定的框架内完成。“大厂和体制内，完全是两套运行逻辑，感觉之前的工作经验在这边完全没有任何可复用的地方”。
上岸后，孟繁漪对未来的担忧和恐慌依旧存在。孟繁漪每天的工作偏向于稿件审核和校对，枯燥且单一，这与她在大厂所做的创造性工作差距很大。
同时，她也害怕自己沉溺在这种既定的流程和规则里，安于现状，失去竞争力。
为了打破这样的生活，她在2021年的时候考上了一所双一流院校的MBA，单位十分支持，对自己未来的晋升也很有帮助。
两年的硕士生涯是充实的，尽管工资没有在大厂的时候高，但福利待遇和工作强度十分满足。
2023年，孟繁漪骨折卧床三个月，这三个月内，工资虽说会少一些，但每个月照常发，期间也没有任何工作相关的消息，每次回想起，都有一种莫名的踏实感。
享受福利的同时，孟繁漪也清晰地知道，自己在这里的晋升空间有限，她不能和毕业就在单位任职的同事相比，他们的职称会更高些，自己的晋升空间也会比他们窄很多。
这份工作又十分无聊和机械化，孟繁漪觉得自己还是需要一些创造性的工作来刺激和丰富自己，但也明确表明，现在回到大厂内卷，自己又卷不动。
在事业单位也不是长久之计，担忧和迷茫一直萦绕在孟繁漪心头，挥之不去。
“两边都是围城”，孟繁漪说到。生活中永远没有两全其美的理想状态，想要摆脱一种困境，就势必要陷入另外一种困境。你所向往的稳定也许是别人想要逃离的枷锁，你所厌弃的变化也可能是别人所追求的自由。
而刘泽依旧在十字路口徘徊，当初家里最支持他去大城市打拼的嫂子，也在最近的某一天转发了一条链接，上面写到《35岁被大厂裁员的我，后悔没考公务员》。
曾经视为精神支柱的嫂子，也开始向刘泽传递现实很残酷的事实。
刘泽最近也有所动摇，“问题的确存在，现在的我也很迷茫，终究是要面对的”，刘泽的语气里多了几分惆怅，语调也略显沉重。
现在的刘泽在一家互联网中厂里做运营，30岁未婚的他面对有限的薪水，有些力不从心。
刘泽开始尝试去接触学习行测申论等内容，从一开始的排斥到逐渐接受，刘泽需要放下的还有很多。
他对未来的结果非常矛盾，一方面希望早日上岸，过上安稳铁饭碗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不要上岸，父母也不会再催促自己，还能凭借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两种生活，两种模式在刘泽的脑海里不停切换。
相比刘泽，童丽更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她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孩子身上。
由于个人结婚生子的计划，童丽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前途，去老公工作的城市生活。离职前，领导也曾挽留她，“认为现在离职太可惜了，你如果觉得太忙，可以挑选一个岗位，我帮你安排。”
童丽还强调，自己在互联网的经历没有什么后悔的，现在的她早已对大厂祛魅，早些看清是件好事。
现在的童丽没有工作，每天最大的任务就是带孩子，她也不甘于此，今年她准备开始创业，每天都会去外面接触朋友和客户，讨论些未来发展的问题。同时自己也在做自媒体博主，尝试各种新鲜的赛道，找到适合自己的赚钱之路。
孟繁漪却没有说辞就辞的魄力，她的计划是等到自己结婚生子之后，享受到既有的福利，再辞职找寻新的人生方向。
还没体验过体制内生活的刘泽依然在路上，他想既然还有时间就每年考试都试一试，自己也会调整心理的预期，开启一种新的生活。
4月7日，是他学习考公课程的第一天，他说到，翻书之前，他去把第一天入职大厂的朋友圈取消了置顶，他说，“梦开始的地方”不再是虚浮的大厂，而是当下的每一天。
应采访者要求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