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枻坤
编辑 | 李固
2022年我国人口开始负增长，总和生育率跌破1.1，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基于此背景下，政府开始鼓励经营者们投资托育行业，发文强调托育的重要性。 普惠政策随之诞生，2021年7月20日发布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到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由1.8个提高到4.5个。 而大力倡导开设托育机构的背后，却暗含着补助资金落实不到位、监管标准自相矛盾等问题。
在后疫情和生育率下滑的时代背景下，托育产业经营者们的处境似乎有所好转，但也依旧水深火热。
双重困境下的托育园
2020年开始，去寺庙静心便成为常悦的一种独特的解压方式。他经常和另一位创业坎坷的朋友驱车到北京郊区的寺庙，和熟络的主持谈心，盘腿打坐，闭目养神，冥想静心。
那是常悦短暂逃离现实压力的喘息时刻。他今年41岁，手中管理着三家托育园，分别在北京的大兴区、朝阳区和通州区。朝阳区的面积最大，室内外加起来有1200平米，大兴区的开业最早，2019年国家相关政策出台时，常悦就开始筹备大兴区的园区建设，计划2020年上半年开业。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至3岁的幼儿”。此举一出，大批量的早教从业者跃入托育大军中，常悦便是其中一员。
很快，常悦确定了大兴的场地，位于旧宫附近，室内380平米，室外400平米，室内场地以玻璃房为主，木质调的装修风格，一排落地窗，采光充足，室外有滑梯木马等休闲设施。前期投入一百多万，包括房租、装修、教具等费用。常悦的第一家托育园采用的是员工入股制，除常悦外，还有五六个员工出资入股，最少的员工出资5万元。
图|大兴园区内饰
同时，另外几家园区也已经同步开工，计划于2021和2022年相继开园。但常悦还是低估了疫情的影响，起初的常悦认为疫情只会持续三个月，5月份就会照常如初，但直到九月、十二月，依旧没有好转的迹象，常悦有些着急。入股的员工们早已坐不住，纷纷表示要撤资走人，心善的常悦只好一口答应。
撤资退钱的过程并不容易，疫情导致开园延迟，不开园就没有活钱涌入，前期投入费用已经花掉常悦一百多万，员工也早已就位，不能因为疫情就卸磨杀驴，因此，还要承担每个月十几万的工资，重重压力之下，资金链断裂，常悦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处在崩溃边缘。“那个时候精神真的遭不住，太压抑了”，常悦诉苦道。
常悦只能分期付给每个员工的退股款，后来有朋友提醒常悦说，“为什么要退钱？这是投资，就是有风险，不能只想赚钱，赔钱就拍屁股走人，炒股也会赔钱，股民会要求证券交易所赔钱吗？”常悦明白道理，但却并不想影响和员工之间的情谊。“但似乎还是影响到了”常悦表示很多员工看见园区还在招生，就一直催促自己尽快还钱，“他们认为能招生就还有钱，就一定要把钱都吐出来。”很多员工拿到钱后就辞职走人，不再往来。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朝阳园区，位于北三环的一个超大型社区内，周围被居民楼包围，葱郁的树木围绕在托育园四周，宛如一片世外桃源，孩子们在里面肆意快活着。室内一层，室外一层，各600平米，室内按照年龄段不同分为四个班级，和大兴园区的装修风格相似，暖黄色的灯光布景，木质地板，每个班级都有床铺、寓教用品等，半透明的配餐间。室外则是600平米的一块空地，周围用铁制围栏做好防护，有两三个滑梯和一个沙池，还有几辆卡通儿童自行车。
2021年，朝阳园区的投资人也纷纷“撤股”，这次的压力比大兴园区的更大，朝阳园区由于地理位置好，属于城区核心地段，光一年的租金就高达70多万，常悦表示，朝阳园区的前期投入高达220万，退还股东投资只会更多。同样的噩梦又一次向常悦袭来，漫无边际的黑暗将要把他吞噬。从那之后，常悦就经常自己一个人开车绕着五环一圈又一圈，什么也不想，漫无目的，放空自己。
图|朝阳园区内饰
疫情三年，闭园两年，营业时间不超过一年，几个园区前期总投入几百万元，还没正式开园，常悦就欠下了百万巨债。负债奔跑，常悦更是一刻也不能停歇。
疫情期间，生育率也在不断下滑。中国总和生育率从2010年后的1.5左右降到2021年的1.15，再到2022年或不到1.1，仅为世代更替水平（2.1）的一半。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六年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创历史新低，总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开始负增长。
“生育率下滑对我们这一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常悦表示。
幼儿园、托育园倒闭潮的新闻屡见不鲜，一家北京托育园的园长表示，到目前为止，倒闭的早教机构、托幼园所已经达到60%。而托育园仅仅经历四五年的发展，许多家长还没有养成把0-3岁的孩子送到托育园的习惯，基数原本就有限，在托育园和幼儿园之间，选择前者的又少之又少，幼儿园招生相对稳定，是每位家长和孩子的必经之路。
生育率下滑后，部分私立幼儿园将入园年龄下延到两岁，幼儿园也做起了托育服务，两岁的孩子可直接进入幼儿园，享受一年的托育服务，到三岁后，直接转为正常的幼儿园服务，这样孩子不用再转园，适应新环境，直接托幼一条龙，便捷很多。此外，托育园的学费也比幼儿园高很多，常悦的托育园朝阳分部每个月在10000元左右，而幼儿园只需要1000-3000元，综合来看，似乎不会再有父母选择托育园。
2-3岁的孩子是托育园争抢的对象，每所托育园中2-3岁的孩子要占到总体的50%及以上，大部分生源被幼儿园抢走，只留下小部分的0-2岁的孩子，而这一群又因年龄太小，选择送到托育园的父母更是少数，托育园一时陷入到僧多粥少的尴尬局面中。
常悦的朋友也在北京经营一家托育园，疫情期间还能勉强维持30个孩子左右的招生数，但放开之后，生育率下降，现在只有10多个孩子，一直在亏本运营。常悦表示，最大的原因就是，朋友的托育园附近的幼儿园招生年龄出现了下延，开始招生2-3岁的孩子，如此竞争下，父母都会选择相对稳定且可靠的幼儿园。
在重庆经营三家托育园的刘梅也曾有同样的心酸。疫情三年，闭园一年半，每个月亏损大概在35万左右，重庆整体物价偏低，其中最贵园区的房租每个月也只有1.5万元。但同样，疫情期间，刘梅的损失也有百万余元。
刘梅今年同样41岁，老公是一家教育公司的老总，2019年，恰逢国家政策和公司的战略需要，刘梅开始公司内部的托育业务的建立，第一所托育园开设在公司楼下的底商，2019年营业，占地400平米，多为公司内部员工的孩子，上班把孩子送来，下班顺便接孩子回家，一举两得，之前的价位是在五六千左右，现在降到了三千多。园区能容纳三四十个孩子，配置十四五名老师。
第二家是家庭园，2021年营业，只有100多平米，容纳十个孩子左右，属于小区封闭式的经营模式，只接受小区内部的孩子。第三家是社区园，2022年营业，是一所开在社区内的托育园，方圆1.5公里以内的孩子都可以送过来，占地300平米，能容纳二十多个孩子，主要做的是同一社区的生意。
前期的投入，以400平米的大园为例，装修费用在40万元，教研团队的和工作人员等人力成本每年在70万左右，教研用具一年10万，场地租金、物业费、水电费一年20万左右，总成本大约在150万左右。三所托育园加一块一年的成本大约在200-220万之间。
在闭园的那一年半中，刘梅损失近300万元，但她仍旧没有放弃，等待着曙光的降临。
被挽救的经营者们
尽管曙光不会将黑暗全部照亮，但会洒落点点光芒，引领希望。
生育率的下滑促使一系列托育政策的诞生，为解决婴幼儿照护问题，国家近年来提倡针对0~3岁婴幼儿建立正式的托育服务体系，市场化托育业务随之兴起。
普惠制度的出现是托育行业的一大拐点。2021年7月20日发布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我国将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到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由1.8个提高到4.5个。
2023年10月25日起至2025年12月底，北京市将开展普惠托育服务试点工作。普惠试点机构园所经认定后，将比照北京市现行普惠性幼儿园补助政策享受生均定额补助和租金补助。
常悦的朝阳园区便成为普惠政策的试点园区，第一项举措就是托费的下调，原本10000元/月的托费调至3130元/月。
降价无论何时都是吸引消费者的一大利器，七成的降幅令许多父母跃跃欲试，常悦的朝阳园区也成为社区家庭的第一选择。
常悦表示，尽管生育率下降对托育行业的影响很大，但谈及自己的园区，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原因在于园区开设的极佳地理位置，朝阳园区位于北三环，方圆两公里内都没有第二家托育园。在其斜对面只有一家幼儿园，幸运的是，这家幼儿园是公立幼儿园，不愁生源，因此还没有年龄下延的政策，只招收3-6岁的孩子，这对常悦的托育园是极为利好的，保住了占比一半以上的2-3岁的生源，并没有遭受很严重的冲击。
学费下调仅一天，咨询电话大量涌入，其中有不少0-1岁的幼儿家长前来咨询，针对这一现象，常悦分析一是价格降低，都想薅羊毛，二是常悦观察园区的大众点评突然多了些评论，大意是现在托育位紧张，需要排号才能近，这可能也引起了许多家长的忧虑，未雨绸缪，给自己的孩子先排号，再入园。
短短几天，入园的名额就已经满了，目前每天有50多名孩子来托育园，过段时间，还会再开设一个班，到时候会有65名孩子来报道，现在排队等着入园的父母已经排到了70多名，如有空闲的名额，会依次打电话安排孩子入园。
常悦表示，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之前最多的时候也只有30多名，现在直接翻倍。
同样在重庆经营托育园的顾成钢也表示，普惠政策救了他一命。
39岁的顾成钢在渝北区经营一家托育园，针对高端客户群，价位在6000-8000元不等，园区满员招生40个，从2023年开园至今，每个月都只有十几名孩子，入不敷出，亏本运营。普惠制度调整后，学费降到了3000-4000元每人，名额瞬间被预订一空。顾成钢近期在考虑扩大园区面积，招揽更多的孩子。
即便学生多了，但价格的下调还是会令顾成钢有些损失，补贴的金额也较少，但也会从房租等方面来给经营者较少的压力，这也算某种程度上的“补贴”
当然，托育园也可以选择不走普惠政策，通过备案和要求的托育园可以继续走高端路线，不需要降低学费，继续高端路线，但这样市场会被压缩。即便是不差钱的父母，在面对服务质量和标准都近乎相似的两所托育园，富裕阶层可能也会青睐于政府支持的享有普惠政策的托育园。
除了招生率的上涨和补贴的政策，师资力量的优化也是算是一种福利。
幼儿园倒闭潮下，幼师的去处成了日益关注的问题，许多学前教育的师范生本着稳定、轻松的原则，去幼儿园当老师，但囿于所处环境恶劣，幼师岗位缩招，大量师范生只能涌入托育园寻求机会。
对于幼师来说，托育园的老师工作会更辛苦操劳些，照顾3-6岁的幼儿园小朋友和0-3岁的托育园小朋友的直观感受是完全不同的，3-6有基本的自主意识，老师说的话基本都能听懂，相对乖巧，操心的事务没有那么多。而0-3岁的孩子还处于意识习惯培养阶段，不能完全理解老师的意思，经常出现刚安抚完A，B又哭闹，等B消停之后，A又哭闹的情况，此外，还要负责0-3岁孩子的吃喝以及各种意想不到的状况。
托育机构应当配备育婴员、保健员、保育员、营养员、财会人员、保安员等从业人员。收托幼儿数应与从业人员之间保持合理比例，每班应配育婴员和保育员，且育婴员不得少于1名，2-3岁幼儿与保育人员的比例应不高于7∶1，18-24个月幼儿与保育人员的比例应不高于5∶1，而在幼儿园的匹配比例中，这项数字是10：1。
并且应届幼师去托育园只能充当配班的角色，在北京的每月工资只有4000多元，是略低于幼儿园老师的薪资。在上海从事托育园幼师工作的秦晓蕾向《新浪蜂鸟》表示，自己刚毕业面试幼儿园的竞争非常激烈，五六个人争夺一个岗位，自己只能试试托育园，面试成功后，现在的工作薪资只有4500一个月，升到主班还需要有两年的幼儿园或托育园的工作经验，薪资也只会涨1000多元，尽管托育园管吃管住，但一个月4500元，在上海依旧要生活得小心翼翼，不敢买衣服、不敢打车，休息的时候都是在宿舍的床上度过的。
而从托育园的角度来看，选择幼师的范围变大，标准也变高了些，以便机构能挑选更适合自己的人才。顾成钢表示，之前的候选人都是清一色的大专为主，今年会有三四个本科生来选择当托育园的幼师，她们的能力也确实会比专科生更强些。
喜悦中的隐忧
可即便是曙光，也会变得虚幻，未落实的政策使经营者们暗生隐忧。
首先就是补贴的落实问题，常悦在与北京市政协关于普惠托育的调研会上，曾提出了几点目前托育园所面临的困境和建议。其中较为迫切的一点就是关于补助资金不确定的问题，他写道，出生率的降低导致托育机构压力增大，在压力增大的同时希望转成普惠托育，通过降低托费增加小朋友的入托率，而前提是因为普惠托育可以享受到政府的资金补贴。
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政府资金补贴的，金额和时间往往不能确定。导致普惠托育机构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常悦表示，开展普惠政策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如果不下调价格，便可以扭亏为盈，利润还能多2-3万元，但学费下降后，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只会亏得更惨。
常悦进行了一个粗略的计算，满员情况下，如果每个月的补贴都能到账的话，常悦表示每个托位大概补贴1000元，再加上房租补贴和税收的减免，加一起补助资金能有13万元，除去成本后，每月利润能达到4万元，但这只停留在想象中，补助资金到账时间的不确定性，只能每月自己先垫付，这也就造成了常悦资金链的压力巨大。
从目前各地已调整的生育政策来看，对托育机构的政策支持缺乏实质性表述，这可能与地方政府财政吃紧有关。
常悦还表示，托育园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分布不均衡会导致，同一个区域多家机构在一起，而另外一个区域一家没有。同一个区域多家普惠机构会导致哪家机构也收不到孩子，而另一个区域想入托的家长有却不能入托”。
这也是常悦所担忧的问题，政府目前并没有对托育园的开设距离做出限制，如果一个区域内存在几家托育园，将会导致同行间的恶性竞争，无脑的价格战，损伤各方的利益。
还有的就是幼儿园年龄下延的问题，托育园并不能干涉幼儿园的政策制度，一旦所有幼儿园的年龄下延到2-6岁，势必会对托育园造成招生危机，托育园只能另谋生路。
尽管常悦附近的幼儿园并没有年龄下延，但危机意识常悦一直都有。唯一的办法只能开发6个月-2岁的幼儿客群，托育园会联动社区居委会，定期开展亲子活动，或者托育讲座，让更多的年轻父母和老一辈知道了解托育园是什么，对孩子的未来会有哪些帮助，潜移默化地让家长们接纳托育园。
刘梅也同样采取了一些措施，她的托育园同样会联合社区街道或者小区的工作人员，开设托育相关的体验课，或者亲子活动，会提前在社区群里邀请有孩子的居民前来参加。同时还会有托育园的课程顾问上门服务，来到家中，私人订制父母和孩子互动的游戏或课程，身临其境地体验托育园的一天，这样对招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经营者共同的忧虑还在于如何克服家长们的分离焦虑，进而规避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常悦展示了一个案例，一个两岁的小男孩来到托育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公司高管，平时都是父亲接送孩子，刚来的一个星期，父亲每天都在托育园周围散步，无时无刻都在关注儿子的举动，甚至请假不上班关注孩子。今年五一假期结束后，孩子突然不想来托育园，父亲认为可能是孩子在托育园遭遇了什么，执意要调看监控，态度强烈。常悦表示监控不能随意调看，需要到相关部门申请才可以，身为律师的父亲自然明白规定，也就没再说什么。
事后，常悦向孩子父亲解释，这种现象非常正常，比如一个成年人，放五天假期之后，也都不想上班，或对上班十分抗拒，更何况是只有两岁的孩子，只不过成年人能平衡和调控这种抗拒，小孩子还不能。说完后，常悦也对孩子进行了疏导和了解，很快，孩子重返托育园。
“这就是典型的分离焦虑，其实分离焦虑更多体现在父母身上，孩子反而会更加坚强，更易融入新集体”，常悦解释道。
政策利好下，也会带来许多不太成熟的规定。常悦举例说，例如消防问题，卫健委是托育机构的主管单位，托育机构的运营采取的是备案制。托育机构在卫健委的备案有明确文件，不需要单独的消防验收合格证。但是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消防队却要求必须有消防验收合格证才可以经营，否则消防队有权要求关停。
两个单位，两套标准的矛盾也会导致经营者的运营失衡和偏倚。
秦晓蕾想过转行，想去做销售挣得多，想去做行政悠闲，但在做简历的过程中，她意识到自己是真正喜欢这一行的，她是真心喜欢孩子。秦晓蕾觉得孩子纯粹，有什么说什么，天天和孩子相处，自己的内心世界最起码是干净且充盈的。她决定现在这家托育园干下去，积攒够经验后再考虑跳槽，按照主班——园长——托育园投资人的路径一步步努力。
顾成钢依旧欠债，但他觉得日子比之前有奔头了，“这算是国家支持的产业，会越来越好的”，他准备再开几所托育园，最近在见一些投资者和房东，商讨租金的事情。
常悦的欠款也从几百万降到了几十万，这几年，合伙人的先后撤资，对他的打击不小，但他依旧坚持这个行业，他说“托育行业不是一个好商业，但却是一个好事业”，是一份值得自己去奋斗，且有所作为的事业，这也是他为什么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也没有选择闭园放弃的原因。
常悦说现在自己特别理解罗永浩，欠下那么多债只能慢慢去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