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近27年的牢狱之灾，8月4日晚上，张玉环回到了张家村，开始重新适应正常的生活。
但在另一边，该案中当年被害孩子的家庭隐藏了26年的伤疤又被重新揭开。
8月5日，张某伟的父母表示，对于张玉环被改判无罪的事情，他们是昨天晚上回到家里看到手机视频才知道。“心里觉得难受，我昨天晚上一晚都没睡。”张某伟的母亲刘荷花说，该案开庭宣判并未通知他们。
张某伟的父母称，张某伟是他们的大儿子，1993年案发的那天，因为直到中午也没见到孩子回家吃饭，他们才发现孩子不见了，他们到处去找孩子但没找到，第二天便在水库里发现了孩子的遗体。自从儿子出事以后，刘荷花全家人就搬离了张家村，到外面工作。
“这些年来，我们还是会想起这个儿子，妻子为了这件事情，睡眠一直不好。”张某伟的父亲说，当年张某伟遇害后，他们便与张玉环家没有了联系，后来他们又生育了两个孩子。
直到现在，张某伟的父母依然会想起26年前遇害的儿子，“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相隔时间太长了，我肯定想要他们破案，但破不了案，也没办法。”刘荷花说。
村庄里凋零的角落
进贤县枕头岭张家村，一个百户人家的小村庄。
村里所有人家都沾亲带故，每到吃饭的时候，路上常会见到端着碗的人——谁家做了好饭，都会端着碗互相送一点。
但相比主路街道上人来车往的热闹，张玉环家附近显得太过于冷清。倒塌的旧房子和丛生的草木，显出了一派凋零的落寞。
27年过去了，当年目睹过这桩惨案的村民老的老、搬的搬，这桩惨案也慢慢地尘埃落定，变成老人茶余饭后的远久谈资。但当笃信了多的事实突然被推翻，张玉环无罪释放的消息，对于张家村的每一个人都是巨大的冲击。
张幼玲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两个孩子遇害时的惨状。
从水里打捞上来后，两个孩子的尸体被抬到后山上，正准备下葬。张幼玲掀开盖在尸体上的席子，虽然两个孩子的尸体都已经被泡发的开始变样，但一个孩子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另一个孩子脸上有明显的两条勒痕，沿着嘴角延伸向两侧脸颊。
彼时，张幼玲是张家村的村医。医生的职业敏感让张幼玲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我当时心里就很怀疑，孩子发现的那个水塘，那边没有农田，跟村里的距离也很远，小孩不会是自己跑去玩的。”张幼玲回忆，自己当时一看两个孩子的惨状，心里就笃定一定会是他杀。“如果我晚去一分钟，说不定小孩就下葬了。就没人能知道孩子是他杀了。”
张幼玲当即主张报案：“不能就这么埋了，不像是淹死的，可能是被人杀的。”
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六岁。两家和张玉环家都是屋前屋后的距离，三家孩子年纪差不多大，三家大人也经常一起聚会走动。在警察把张玉环带走前，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老实巴交的张玉环。
据进贤警方的破案报告：警方注意到张玉环，是因为在走访了解案情时，张玉环神情紧张，不停的两手搓擦。此外，其左手背部还有几条条状带血伤痕，身上有可能抛尸用麻袋的纤维。警方询问时，他言辞推诿，支支唔唔。
虽然当时发现的所谓证据，在现在看来显得明显力度不足。但在当时，除了张玉环的家人，大部分村里人都默认了凶手是张玉环。
在这个一直以来风平浪静的小村庄里，每个人都认为，公安把谁抓走，谁就是凶手。
27年过去了，虽然法律给了张玉环久违的正义，但在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后，除了村里几户亲戚关系比较相近的人家，其他村民并没有来看望张玉环。
甚至就连步行只需要几分钟的人家，都没有来走动。
真凶是谁？
“那如果不是他（张玉环），那会是谁呢？不是他警察为什么会把他抓走？如果他不是凶手，那凶手是谁？”村民张峰（化名）今年50多岁，和张玉环案牵扯的三家人都很熟悉，“两个小孩子确实是被人杀死了。是谁杀死的呢？总要有一个说法吧。”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27年，但张峰依然对这个案件记忆深刻。在张玉环无罪释放的消息传来后，张峰曾经跟张幼玲通过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电话内容就是围绕着张幼玲为什么要把张玉环“放”出来。
作为案件最初的报案人，张幼玲也曾一度认为是张玉环杀了两个孩子。但当知道张玉环一直在狱中喊冤后，张幼玲动摇了：是否真的是冤枉的？
为了追寻一个真相，已经走出张家村、到武汉工作的张幼玲在随后的20多年中也不断寻找着新的证据，同时积极地找记者、找律师，推动着案件向前发展。
终于，在张幼玲和张家人的共同努力下，案情重审，张玉环得以洗刷冤屈，平反昭雪。
“我是为了找一个正义。否则这个事情跟大石头一样的压在我心里。”张幼玲说，张玉环案件昭雪，自己却没有卸下心上的石头：“张玉环是无辜的，凶手另有其人，那凶手什么时候才能抓到？”
同样的疑问在每个知情案件的人心里。“凶手是谁”这个问题，像乌云一样的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当初的两个孩子确确实实是死掉了，以一种极为残忍的方式被杀掉了。恨了近27年的“凶手”突然被宣布无罪回来了，那真正的凶手又是谁？真凶在哪里？ 谁能给死去的无辜的孩子一个说法？
猜疑在空气中酝酿。围绕着张玉环、张幼玲以及赔偿款，各种众说纷纭的版本让张家村处在一种诡异纷纭的气氛中。
在张幼玲看来，如果非要为自己对张玉环平反案说个“私心”的理由，那就是张玉环的家人太惨了，这让他更加寝食难安。在张玉环的前妻宋小女离开家后，张玉环的两个儿子就成了村里人人唾弃的“杀人犯的儿子”。两个幼童像流浪儿一样的每天在村里、田野里奔走。经常两三天吃不上一顿饭，睡在猪圈里、草丛里甚至树上。
“张玉环他妈老的直不起腰了，农耕的时候两个小孩一个小孩在前面牵着牛，另一个小孩在后头扶着犁，两个小孩又瘦又小浑身是泥，还没有犁高。”祖孙三人的悲惨生活，深深的刺激到了张幼玲，“如果张玉环真的是被冤枉的，那这家人这么惨，我也有责任。”
相对于张幼玲发自同情的“私心”，律师更多讲的是证据。
在张玉环的代理律师尚满庆看来，除张玉环疑似遭到刑讯逼供，此案还有诸多疑点，且多处程序违法。
最重要的是如此重大的一个命案，没有任何直接的人证、物证，“这是一起典型的冤案，我当时看张玉环案的判决书，有很明显的这种感觉”。
随着再审程序的启动，2018年6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玉环案”启动了立案复查。尚满庆也发现，张玉环的两份有罪供述是前后矛盾的，在作案地点、手段、抛尸时间上都有出入。又经过两年的取证、审查、等待，张玉环终于在被羁押了近27年后无罪释放。
两个失去孩子的家
在张玉环被释放的第二天，刘荷花就走了。离开张家村，到了外地一个工地食堂里打工做饭。
刘荷花是被害的4岁孩子的母亲。曾经跟张玉环比邻而居，在孩子出事后就搬到了村口去住。记者隔着窗户看到，房间很乱，像是主人家匆忙离去。
厨房里电饭煲和一些调味品等都没有收拾起来，甚至客厅的窗户都没有锁死。
在孩子遇害后，刘荷花好几次哭的晕死过去，从那时候起身体一直不好。孩子遇害的第二年，另一个孩子掉到水里淹死。连续的失子之痛，让这个女人、这个家庭几乎无法承受。
“这么多年了，不可能忘掉。每次想起来都想死。几次我都想死掉，活着没有什么意义。“刘荷花说，这么多年，自己一直在恨着张玉环。现在突然说人不是他杀的，接受不了。“那是谁杀了我儿子？为什么张玉环放出来了，真凶却没有找到？谁能给我们一个交代？”
刘荷花不是没有想过继续去上告，去公安局、检察院去告，为被杀害的儿子报仇。但是能告谁呢？就连恨谁都不知道。“现在那个人（张玉环）已经放出来，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刘荷花说，她现在已经不想再去追究了，不想了，心里恨到了极点，但是放弃了，“已经这样了，没有办法了。”
同样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还有另一户被害儿童的家。儿子在6岁的时候被人害死沉尸池塘，让整个家庭蒙上了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家人好惨的，这家男的骑摩托车撞了人，赔了人家10万块钱，几乎把家底都赔了进去。现在又脑溢血中风了，躺在医院里抢救。”村民张鹏指着张玉环家斜对面一处极为破败的房子，“这就是他们老宅，都破成这个样子了。这家人太惨了，他们自己都顾不上了，更不可能去追究凶手了。说是不找凶手了，是找不到了，放弃了，没有办法。谁不想给自己的孩子报仇？”
死去的孩子，不明不白的死了，活着的人，即使从法律意义上已经清白，却还在遭受周围人异样的眼光。
对于张玉环来说，虽然法律还给了他清白，但是重新融于村庄，重新被身边的人接纳，还需要一段时间。最重要的是，找出真凶。只有找出真凶，才能平息所有的猜测。
当所有人都在等待真相，进贤县是否已经启动了对于当年案件的调查？
记者拨打进贤县公安局电话，对方告知“案件情况要跟县委宣传部来联系，具体的案件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想要知道情况要联系宣传部”。随后，对方给了记者一位“雷”（音）姓负责人的电话。在记者拨打电话后，对方听记者自报家门，随后说“打错了”，挂掉了电话。
随后，记者拨打了县委宣传部的办公室电话，对方说：“你问相关部门吧。”
记者拨打外宣办电话，工作人员接通后回复“不清楚，我是新来的，等会再拨打吧。”但当记者再次拨打，已经无法接通。
随后，记者拨打了进贤县检察院电话，在记者说明来意后，对方“叭”的一声，挂掉了电话。
作为贯穿了张玉环案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张幼玲说自己还会继续找，像给张玉环平反一样的去找真正的凶手。“死了的人不能不明不白死了，活着的人也不能不明不白的活着。”
所有人都在等，等待27年前的那桩惨案了结，等待一个让人真正放下的说法。
张玉环：人生断裂9778天
9778天的牢狱之灾在张玉环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转入监狱前，他曾在看守所日夜戴着脚镣度过600多天，以至于双脚变形，走路时两只脚总是向外翻，呈现明显的“外八字”。
与身体上的伤痕相比，断裂了近27年的人生更难弥补。
26岁被抓，53岁无罪归来。8月4日黄昏，当张玉环身戴大红花再次回到江西省进贤县枕头岭张家村，望着在家门口迎接的众家人，他只认得母亲张炳莲和前妻宋小女。大多数面孔他都极其陌生，包括他的两个儿子。
呈现在他眼前的故乡，已没有了往日的炊烟和人气，满眼是荒废的砖房和杂草。他无罪释放的消息传出后，原本与张家相熟的邻居和远亲前来探望，张家村许久没有如此热闹了。
无罪释放回家后的第一个夜晚，张玉环整宿未眠，脑海中不断浮现的是几个小时前，他刚踏进家门时的画面。大儿子张保仁突然猛推了他一把，冲他大吼：“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们三母子？”监狱中，他曾无数次想象过父子重逢的场面，唯独没有料到会是这样。
他问躺在身边的小儿子张保刚：“保仁为什么这么恨我？”张保刚一时语塞。
张保刚说，他了解哥哥从小受的痛苦和委屈，“看到二十多年没见的爸爸，就像一个孩子在撒娇，发小孩子脾气，爸，你能理解不？”
距离张保仁上一次见到父亲已经过去19年了，那还是2001年张玉环案重审开庭时。这段记忆在张保仁的心里像扎了一根刺：12岁的他看到父亲戴着脚镣，在法警陪同下走上被告人席。张玉环看到前来旁听的家人就大喊“冤枉”，还伸出手，做出拥抱的姿势。
张保仁说，他永远记得父亲想要冲破阻拦抱自己的动作，可他的面容却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模糊。
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是2001年11月28日，江西高院作出的终审裁定。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张保仁一直以为，缓两年的意思是先坐两年牢，时间到了，仍然要枪毙，“我以为我再也没有爸爸了。”
2020年7月9日，江西高院开庭再审，张保仁陪着母亲宋小女在进贤县法院观看视频直播，他几乎想要凑到屏幕上，想看清楚父亲的脸，但镜头中只能远远看到一个穿着白衣服、走路有些一瘸一拐的身影。
8月4日，江西高院宣告张玉环无罪。得知父亲沉冤得雪后，张保仁和张保刚火速赶到了张家村，搀着母亲和婆婆（江西方言，即奶奶）等待他回家。终于，父亲身戴大红花，在众人的簇拥下走来，他径直走向了张炳莲，没有在张保仁面前作任何停留。
来源：齐鲁晚报、界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