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逃离阿富汗的难民 最后都去了哪里?
来源:凤凰新闻
8月16日,塔利班以惊人的速度攻入首都喀布尔,并宣布正式将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更名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总统加尼乘坐塞满现金的直升机出逃,下落不明。还有大量现金因无法完全装下而被丢弃在飞机跑道上。
战火之下,城市中旷日持久的战斗导致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民用物体遭到破坏,无数的阿富汗平民无法摆脱高度动荡的危险局势,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
自2009年联合国开始报告阿富汗冲突的平民伤亡以来,战争已经夺走了4万多阿富汗人的生命。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UNAMA)的报告显示,2021年上半年阿富汗平民伤亡人数创历史新高,尤其是5月份在外国军队撤出背景下,暴力事件数量急剧增加。该报告称,仅在上半年,平民伤亡人数为5183人(死亡1659人,伤3254人),比2020年同期增加47%。自7月9日以来,仅在4个城市——拉什卡尔加、坎大哈、赫拉特和昆都士——就至少有183名平民遭到杀害,1181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截至8月,已经有近40万阿富汗人在该国境内流离失所。
联合国新闻报道显示,自5月塔利班发动进攻以来,至少24万阿富汗人被迫逃离家园。那些逃离阿富汗的难民 最后都去了哪里?>>
在伊斯坦布尔机场的流浪16日
2021年4月,美国总统拜登一声令下,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军结束了20年的统治,开始匆忙撤离。
同年6月,法尔扎德家的一个亲戚在街边惨遭武装分子的杀害,法尔扎德在此时,才强烈地感受到战火已经烧到了他的家园,威胁到了自己的家人。为了躲避战火的侵扰,为了全家人的生存,法尔扎德全家决定逃离故土,选择逃到更安全的地方。
他们的头号目标,定在了俄罗斯。恰巧当时,俄罗斯圣彼得堡正在举行2020年欧洲杯足球比赛。组委会在5月宣布,外国球迷可凭球迷免签证前往圣彼得堡参观比赛。法尔扎德一家为了绕过针对阿富汗人严格的签证规定,决定用全部家当来购买球迷免签证,希望可以借此免签入境俄罗斯,之后再申请难民庇护。
不幸的是,他们6月22日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机场转机的时候,被俄罗斯拒签了。之后,这家人一直试图在土耳其本土申请难民庇护,但是也屡屡被拒。
法尔扎德一家既不能留在土耳其,也不能前往俄罗斯。无奈之下,他们在伊斯坦布尔机场的国际中转区滞留了16天。
2018年10月29日,伊斯坦布尔机场开始启用。如今,服役三年的伊斯坦布尔机场是土耳其旅客吞吐量最大的机场,也是土耳其硬件最好的机场之一。但是豪华的设施、光鲜的人群通通与法尔扎德一家无关。
困在机场的这段时间里,法尔扎德一家只能睡在机场的长椅上,用随身携带的毛毯当被子。更糟的时候,他们只能在地板上勉强入睡。购买球迷免签证已经花光了法尔扎德一家全部的积蓄,他们甚至掏不出钱来吃饭。
家里有老人一直在咳嗽,出现了被新冠病毒感染的症状。还有小婴儿出现了严重的消化问题,但无论是机场的工作人员,还是匆匆路过的游客,都没有一个人对他们施以援手。还有一个小女孩需要用抗生素治病,医务人员只愿意提供止疼片。在机场僵持了几天之后,小女孩被送到医院治病。法尔扎德一家根本没有办法按照医生开出的处方为她配药。
有媒体希望移民局能够对这件荒唐的事情作出回应,但是移民局却说,这是内政部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内政部那边也仿佛没听到一般,一直没有作出回应……
过去几周里,不仅没有人帮助他们,法尔扎德还时常遭到管理人员的威胁,说要把他们一家人赶回阿富汗!
问题是,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为了躲避战乱,他们卖光了家里所有的东西。就算回到阿富汗,法尔扎德一家也没有地方可住。而且,他们被困在伊斯坦布尔的这段时间,阿富汗内部的情况也变得更糟糕了。法尔扎德一家愿意去任何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偏偏无处可去。
阿富汗人在喀布尔的一个营地寻求援助
唯一的好消息是,法尔扎德一家后来被转移到国内中转区。两天之后,他们被送到了机场内的土耳其移民局大楼,那里可以洗澡和睡觉。
实际上,法尔扎德一家只是众多阿富汗难民的一个缩影。
七月初,大量阿富汗难民涌入了土耳其。光是7月10日、11日两个晚上,就至少有1700人翻越土耳其边境,其中大部分是阿富汗人。
2021年8月16日,滞留在杰曼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过境点的阿富汗国民
在逃亡过程中,阿富汗人随时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6月30日,一艘载满难民的船在穿越凡湖的时候倾覆了,有60人下落不明。据推测,这些人应该都已经淹死了。7月10日,一名“蛇头”的小巴士在凡省的高速公路上翻车。
这起事故至少造成了12人死亡,26人重伤。这里面的遇难者大多数是阿富汗难民。
“我们此前曾数次面临塔利班的威胁,但我们从未想过离开阿富汗。”法尔扎德说,“但现在,美国和北约的军队正在撤离。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糟糕很多。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离开。”
被困在伊斯坦布尔机场二十几天后,法尔扎德一家仍然在流浪。
逃离塔利班
阿富汗人可以在土耳其获得幸福吗?
除了乘坐飞机以外,还有更多的阿富汗人试图通过陆路,穿过伊朗和伊拉克两个国家,前往遥远的土耳其。土耳其在2016年签署了《联合国难民公约》,很多阿富汗难民认为,他们可以在那里获得庇护,重新开启安定的生活。
德达纳是其中之一。
德达纳今年已经65岁高龄,但是她必须花费数周徒步穿过15个峡谷。有时候,她实在走不动了,德达纳的儿子就会背着她,拄着拐杖,在峡谷中穿行。即使在夏天,中亚也降水稀少,荒漠遍布。这一路走来,陪伴德达纳一家人的只有皑皑黄沙。
1979年,阿富汗的黄金时代彻底化为泡影。伴随苏联入侵,阿富汗自此开启了战火纷飞的四十年。德达纳在25岁以后,再也没有享受过一天和平的日子。
五年前,德达纳的丈夫被喀布尔路边的炸弹袭击,不幸遇难。她也因此患上了心脏病。德达纳家庭条件并不好,她自然也没什么能力在战乱不断的阿富汗保护她的家人。今年,阿富汗战事再次吃紧,德达纳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死去。为了不让悲剧重演,她决定带着家中的三个成年孩子逃到土耳其。在那里,“蛇头”可以给他们安排栖身之处(safe house)。
德达纳只是成千上万阿富汗逃离大军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美军撤离得越来越快,试图逃往土耳其的阿富汗难民也越来越多。据统计,每天大约有500——2000人到达土耳其,试图在那里开始新生活。但土耳其并不如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友好。
刚抵达土耳其的阿富汗难民在土耳其一个公共汽车终点站的花园里等待
土耳其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一直在旗帜鲜明地抵制难民。6月,该党主席凯末尔·克拉克达罗格鲁甚至承诺,只要他的政党上台,就会把这些难民通通赶出去!
“土耳其被难民拖了后腿。”克拉克达罗格鲁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发表。
他预测,未来将会有50到100万阿富汗难民跑到土耳其来。克拉克达罗格鲁还大肆批评土耳其当局在2016年达成的难民协议。在这个协议中,土耳其用保留难民的代价来换取欧盟60亿欧元的财政支持。
今年7月,土耳其一个共和人民党派市长宣布,计划对“外国国民(foreign nationals)”征收10倍的水费和垃圾处理费。不仅如此,他还在推特上公然宣称,难民把土耳其变成了一个“垃圾场”。
根据2016年签署的难民协议,土耳其境内的360万叙利亚人无法前往欧洲。这些叙利亚人只能呆在土耳其,等待进一步安排。但是,连土耳其政党都敢公开反对难民,更别说普通人对难民的敌意有多深了。有时候,这种敌意甚至升级成了暴力行为。而且,土耳其自身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根本没有精力去处理难民和土耳其人之间的纠纷。
7月下旬,一家7口在土耳其的科尼亚被武装分子杀害。律师称,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式袭击。
整个欧洲都对难民互相推诿。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Sebastian Kurz)上个月说,难民应该留在土耳其,因为那里是更为适合的地方。作为回应,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好(good)党主席Meral Akşener向奥地利提出一项倡议:奥地利应当以30亿欧元的价格接收所有的阿富汗难民。
现在,在土耳其境内的阿富汗人更想迁往欧洲。在土耳其,阿富汗难民时刻面临着房东和雇主的歧视。过去的一个月里,土耳其警方采取了更多的行动。在土耳其东部的凡省,有超过1500名移民被拘留,其中大部分是阿富汗人。
再说回德达纳。她已经安全到达了安排好的住处。她的目标是去德国——因为在那里,她可以获得治疗心脏病所需的药物。
在印尼有人在
日复一日的煎熬中结束了生命
去年年底,阿里(Ali Joya)自杀了。他是阿富汗人,花了8年在印度尼西亚等待重新安置。
阿里的好朋友拿着一部手机,里面是他的照片
阿里一直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够定居国外,成为他远在阿富汗的妈妈的支柱,再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阿里没能熬过看不见尽头的等待。22岁的阿里在印尼度过人生最后的8年,等待前往第三国安置,他三分之一的生命都在等待中度过。
侯赛因(Mujtaba Hossain)失去了他在印尼最好的朋友。他和阿卜杜曾经约定,无论生活将他们引向何方,他们都将再次相遇。现在,侯赛因感觉自己被永远丢下了。
阿卜杜的照片
阿卜杜在印尼生活了七年,他一直希望能和远在阿富汗的妻儿团聚。但在去年11月,和阿里一样,阿卜杜同样因为无法忍受这种看不见尽头的等待而选择了自杀。
现在,侯赛因仍然住在那个和阿卜杜一起居住的狭小房间里。这个房间逼仄、阴暗,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有时候他会觉得,在漫长的等待中,他三分之一的宝贵人生都浪费在了这个狭小的房间。
在印尼,这样的自杀案件越来越多。过去3年内,至少有13个阿富汗难民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都已经等待了6至8年的时间,等待联合国难民署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告诉他们是否可以在其他地方重新安置。这些阿富汗人都在20岁左右。
在联合国难民署登记的所有难民之中,阿富汗人占了270万。阿富汗是登记难民最多的三大国家之一。
截至2020年12月的统计,印尼境内共收容13743名在联合国难民署(UNHCR)有注册的移民,当中包括10121名难民,以及3622名寻求庇护者,其中超过8000人来自阿富汗。
但是印尼并没有签署《联合国难民公约》,并且禁止他们在当地永久定居。这意味着阿富汗难民在当地工作是违法的,他们也由此无法享受公共医疗和教育服务。更糟糕的是,印尼政府和当地社区经常给这些难民打上携带病毒、制造麻烦、罪犯的标签。对这一群体的污名化使得他们更难融入社会。
阿富汗难民纳吉布(Najib) 最常听到印尼当局说的话是,“我们从来没有邀请你们来这里。如果你不满意你被对待的方式,你可以回到你们自己的国家。”
现在,约半数的难民得到了国际移民组织(IOM)协助安置,住在该组织位于印尼各地的社区中,而剩下的人则只能靠自己。约6000名难民或寻求庇护者必须在没有受到任何帮助的状况下,自行寻找住的地方。许多人表示,他们租房时经常因为难民的身份面临歧视——不是屋东不愿出租,就是被收取比当地人更高的租金。同时,主流媒体也常称难民为“非法移民”,这更加深了许多印尼民众对难民群体的误解与恐惧,认为难民引发了治安问题,并可能抢走他们的工作。
尽管在印尼的难民受到联合国难民署的保障,但这不代表当局完全尊重他们的权利。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印尼各地仍受到不同的限制,也因此常年生活在恐惧中。
几年前,许多已经登记过的难民被集中收容在移民拘留中心,以方便当局集中管理。而这些地方本来是用来拘留涉嫌违反移民法的人。这项做法更加应证了印尼政府和当地社群对难民社群的负面看法。
在印尼一些城市,难民不能随便出城,也受到宵禁管制。难民必须在晚上9点前回到住处。他们如果违反这些规定,就可能被拘留一段时间。
以上种种让在印尼的阿富汗人希望能在澳大利亚这种发达国家定居。但是,随着大部分民众反对接收难民的声音愈演愈烈,愿意接受难民申请的国家越来越少。因此,很多人只能选择在印尼无休止地等待,等待自己命运最终的审判结果。
据统计,2016年只有1,271名难民从印度尼西亚移民到其他国家重新定居,这一数字在次年几乎被腰斩。到2018年,只有509名难民得到了重新安置。
42岁的穆萨·萨扎瓦尔(Musa Sazawar)曾在阿富汗当电视记者,现在也还在印尼苦苦煎熬。穆萨离开阿富汗的时候,他的妻子刚刚怀孕。现在,他儿子已经八岁了,父子却从未相见过。穆萨·萨扎瓦尔说,他还欠儿子一个来自父亲的拥抱。
穆萨在阿富汗工作时遭受了当地叛乱组织的威胁,他的家人坚持要求他逃离阿富汗。临别前,穆萨的妻子依依不舍:“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知道他们的父亲还在世界上某一个角落生活着。”
穆萨离开阿富汗一年后,北约结束了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美军大量撤出,全国各地暴力活动激增。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逼迫逃离他们热爱的、满目疮痍的家园。
现在,穆萨只能用视频电话来寄托那份距离故乡8000公里的遥遥思念。有时候,他甚至觉得他不配被称作一个父亲。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他不曾背井离乡,如果阿富汗未曾战火纷飞。
为了向家人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穆萨离开了阿富汗。但是在印尼,他一无所获。
离恨恰似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就是我背井离乡的那一天。” 穆萨的眼中盛满泪水,但没有一滴思念可以落回故人的手心之中。
原标题:那些逃离阿富汗的难民,最后都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