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GQ报道
最近，有一个被称作《假扮名媛，白嫖生活21天》的作品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讨论，它的作者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本科毕业生邹雅琦。今年5月，她在北京进行了一场为期21天的生存挑战，通过扮演“名媛”、使用假身份在公共场所获取免费物资，其中包括扮演等候登机的旅客、收藏家、酒店顾客等。
邹雅琦分享了这场“扮演”中的新发现，陈思安则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探讨了“日常生活的表演性”，也探讨了城市的秩序和规则还给人留下多少可能性。关于这次作品引发的舆论，她称，这个作品会“是一个起点”，无论是观众还是创作者，建立理性思考，比围观现象本身更重要。
在扮演过程中，也发生一些意外，比如她差点被某个酒店员工识破假身份；偷拿酒店自助餐时被一桌北京大爷撞见；她还遇到过一个把她当成真富婆，对她献殷勤的男服务生
扮演
邹雅琦：我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有剧本的
有人把我的行为概括为“假扮名媛”，其实有点片面，我的初衷是想做一个“不花钱，在北京体面生活21天”的实验，为此我做了许多功课。
首先，我通过网络搜集了关于免费衣、食、住、行的各类信息，甚至还加入了“三和大神”的社群（深圳三和人才市场旁打日结零工的群体）。之后，我在小红书、微博、哔哩哔哩等平台上关注了很多名媛，学习她们拍照和打扮自己的方式。拎爱马仕包这件事就是从小红书上面学到的——你一定要拎一个爱马仕才是名媛，因为它很难买。我还从一个经纪人朋友那里得知，他们公司的网红买的爱马仕包基本上九成都是假的，于是我也买了一个高仿包，选了一款符合成熟女性偏好的颜色，但我还没到相应的年龄，于是我买了一个25块钱的小熊挂链系在上面，假装自己只是个“半熟”的名媛，这个包是从妈妈那里拿过来“借用”的。我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有剧本的。
我跟许多朋友、老师讲了我的计划，让他们把自己“薅羊毛”的经验告诉我。其中有一位朋友是一个真富婆，她有保存票据的好习惯，我就复印了一份她用过的登机提醒牌，进入了某机场的头等舱休息室。但我担心会引起过多效仿，所以没有把“扮演”的技巧过多地向公众分享。
到了这21天的后期，我已经开始把一切当作一场游戏，把周围的人都当作NPC（游戏术语，指系统角色），比如我会假扮在海底捞餐厅等不来朋友的人（以此获得免费的食物），假扮在酒店抓奸的人（以此在大堂沙发上蹭睡），还有一次我扮演了一位参加拍卖会的富婆（以此蹭吃）。我唯一一次被抓住，是我想溜进某家酒店的健身房洗澡，在登记处填房号时，我填了“811”，并在署名处填了一个动漫人物的名字，引起酒店员工的怀疑，我当时灵机一动，说“我没有续上房，但我想要在约会前补妆”，对方就让我进去了。
在那之后，我的脸皮好像越来越厚了，甚至都觉得自己有点没素质。有一次，我潜入了一家高级酒店的自助餐厅——其实当时我没有想溜进去，因为我还有存货，但我发现前台没有人把守，就顺理成章地进去了。这家自助餐厅的早餐非常丰富，包括不同的中式、西式点心，我就拿了很多黄油和干面包、粽子，因为它们的保存时间长。就在我把它们往我的爱马仕包里塞的时候，距我一两米外的一桌大爷发现了我的行为，他们难掩惊讶之情，用手捂着嘴，窃窃私语，不敢被我听到。我把他们的反应都看在眼里，但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故意让他们看着，我想，这件事对于他们也许也是个乐子。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对自己很震惊，这是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奇观。
当时那家餐厅的服务员好像没有看到我的行为，或者说他们看到了也不会阻拦。随着这场实验的发展，我发现，许多人根本不在乎这种事，比如在某机场的头等舱休息室，我的长期逗留并未引起注意，那些穿着工作服的员工会把我吃过的餐盘麻利地收走，但不会多看我一眼，我以为会有人跑过来问我，“你怎么又在这里？”结果根本没有人问。
陈思安：你的观众是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
雅琦的作品和我曾经历的事在逻辑上有一些相似之处。我写《冒牌人生》这篇小说的灵感来源，是一次无意间混进四星级酒店自助餐的经历。当时我参加了一个文学会议，结束后随着人流到了一家餐厅，取了餐在一张餐桌旁坐下，和邻座的人聊了不到三句话，我才发现自己走错地方了。
盘里已经放满食物，总不能再放回去，我就想，假装一下吧，看他们什么时候能识破我。结果在与一桌人的聊天中，没有人发现我是冒充者，还有人让我对他们的谈话发表评论，甚至还有人在散场时来加我的微信。我发现，有时候大家并不知道自己“等”的是谁，他们也并不在意这件事，实际上不管是谁去填补相应的位置，都无所谓。
当现代消费主义的文化建构较为稳定之后，其实每个人都在消耗自己的一个位置。你的穿着打扮、气质，那些象征性的符号都成了一种个人信用。有人渴望把各种各样的消费符号贴满全身，也有人会做出“不消费”的姿态来抵抗，但你会发现，你一旦步入社会，想要在这种消费主义的固态模型中做出抵抗，就要同时抵抗来自外界和内心的重重阻力。最终，大部分人还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异化和改变，完完整整地嵌入到社会结构里去。
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满了表演性。我的那些白领朋友的工作时间非常漫长，我就很好奇，在他们下班后问，你这一天都干嘛了？对方说自己什么都没干，我说那你在干嘛？——“我就装作我很忙的样子。”我说那你的老板知道吗？——“老板也装作自己很忙的样子”。在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人都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表演自己很忙碌，但实际上并没有产出任何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讨论，你的观众是谁？你的观众就是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
在前智能手机时代，很多人会说，只要有除自己以外的另一双眼睛在观看、在凝视，表演就开始了；但是到了智能手机阶段，哪怕只有你一个人，你的摄像头亮起来了，你的表演就开始了，而且这种表演的受众面是更广泛的。它代替了真实的人的凝视。
重要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你在扮演的社会身份
邹雅琦：我不想让他发现，微信里的富婆是假的。
这21天的实验中，有一次我在逛一家拍卖会的预展，遇到了一个来搭讪的保安（后来我了解到他是工资日结的临时工），他是脱离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跑过来的。他不断对我说，“你看中哪幅作品？我可以帮你拍照”，有同事劝阻他不要影响客人，可他还是对我献着殷勤，来来回回拿了三瓶水给我。
我当时觉得有点尴尬，想赶紧离开，在我要走的时候，他加了我的微信，后来，我收到他的多条信息，“姐姐你到家了吗？”“姐姐你看中了哪个藏品？”“姐姐今天辛苦吗？”他的年龄应该比我大，看起来有三十岁左右，但他还是自降身份，称呼我为“姐姐”。
我拍的照片里有他的背影，但我没有发出来过，他当时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跟我搭话，是可能被罚钱的。最近有记者想采访他，我阻止了这件事。最近，我看到他的微信名更改为了“XXX爱XXX”，头像也换成了一个女孩的照片，他可能找到女朋友了，我们就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了。
我对他屏蔽了我的朋友圈，因为我不希望他发现事实的真相，要是他知道自己加到的富婆是假的，肯定会有一种被玩弄的感觉，我觉得他会更伤心。我希望他没有看到我的作品吧。很多网络上的评论指责他“不劳而获”，但我觉得他过程中挺努力的，他是本着“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心态，是承担了被辞退的风险来找我的。
陈思安：扮演给人带来的慰藉感超乎想象
我突然想到，在雅琦整个的作品创作过程中，“被识破”的次数应该不只她自己发觉的那一次，也许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她在假扮，但他们也在扮演着配合她的角色。
在当下的城市生活节奏中，人与人之间的漠视感很强烈，大家心中最安全的自保方式，就是对与己无关的事情保持距离。雅琦所接触到的那些陌生人有可能多多少少感觉到过不对劲，他们也许在想，“她可能有她的理由吧”。毕竟，戳破一个人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有类似的行为，比如我明知道Ta在撒一个无伤大雅的小谎，但我可以陪着Ta把天儿聊完，或许对方就是需要一点来自朋友或陌生人的慰藉。
有时候，扮演给人带来的慰藉感是超乎想象的。作为一个从事戏剧行业的人，我曾经特别困惑，一些年轻的演员工作的时候就在演戏，下了班还要拉我一起去玩剧本杀（玩家通过扮演剧本中的角色，找出真凶或隐匿身份），在游戏里接着演戏。甚至，他们会被剧本情节感动到痛哭流涕。也许，当生活越来越狭窄和沉闷，当年轻人从工作中得到的满足感越来越少，当他们沉浸到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角色中，会获得巨大的情绪释放吧。
在雅琦的讲述中，她说她觉得那些陌生人都是自己的NPC，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她的行为也是他们生活中非常好的调剂，她才是他们的NPC。
“我是唯一的流浪汉”
邹雅琦：为什么残疾人的卫生间
装了扇透明玻璃？
在21天的生存实验里，我是在母婴室、宜家、残疾人卫生间这些地方睡觉或洗漱的，我希望能遇到流浪汉，但我是唯一的流浪汉。在这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馆的残疾人卫生间的门上有个巨大的玻璃，外人甚至能看得见里面的马桶位置。许多普通商场，会把残疾人卫生间和母婴室放在一起，门也是松动的，如果是松动的，残疾人怎么使用呢？可能很多残疾人根本不会走进来，也不知道这里有。
北京大兴机场的厕所非常的干净，有一点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吧，在那里，一个15到20个坑位的卫生间，会配9名工作人员。大概8小时换一班，24小时有工作人员。我是一直在观察他们有没有换班，好趁机潜入，结果我观察了大概一天，发现根本没有缝隙。每个人去上完卫生间，就立刻有人进来把它打扫干净。
陈思安：城市的缝隙越来越狭窄
在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大街上的流浪者群体还是非常多的。我最早是在新华社看到一篇报道，内容是北京西站一群流浪者群体，后来，我就以这个为题写了一个戏。我在调研中了解到，其实车站是他们到这个城市的第一站，但也是最后一站。他们既没有能力融入这个城市，又不想回家。比如有的人是因为家暴才离开的。他们也会形成自己的社群，将生存信息互通有无，就像雅琦做这个作品之前要做的调研一样。在我去采访和深入生活的时候是2015、2016年，我写完这个戏之后，又回去过很多次，但每一次回去，这个车站都会变得更干净。
你会发现，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越来越迅速，我们想要撬动的混沌，或者说缝隙其实是越来越狭窄的。雅琦的这个方案是你怎么样体面的在这不花钱生活下去，那么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是你怎么样可以活下去。
女性的资源和枷锁
陈思安：其实，90年代出现过很多“中年男性扮演高官”或“富商诈骗”类新闻，他们可以通过自己假扮的身份，跟商家签定协议，让对方提供免费的资源，甚至是免费拿地、拿大项目。那个时候，女性是缺乏这种诈骗的资格的。但最近几年，这种大型冒演成功事件的主角变成了年轻漂亮的女孩，或者说，可能只有年轻漂亮的女孩去做了这样的行为，才会引起媒体的关注。如果我们把这件毕业作品的作者的性别置换一下，雅琦的一个男同学也做了与她相同的行为，是不是还能够引发同量级的关注度和讨论度呢？
事实上，如果你是一个符合大众认知当中对于漂亮女性的认定的人，从小，你的父母、同学、朋友等，就会用自己的言语、行为不断地提醒你，你只需花费很少的牺牲，就可以换取到很多资源，那么最后决定你要怎么样做的，就只有你心中的底线。这种东西它是隐性的，但是同时又非常的明确和扎眼，尤其是当你走向社会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你脱不掉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所有做创作的女性都是一个警醒。当我们讨论一个男性的扮演行为时，大家会赞美他的智力资源，而对于女性，大家总是会过度关注她的容貌和青春资源。当这种资源被消费的同时，她们还很容易遭受到男性，特别是同龄男性的强烈恶意。作为女性，你要了解你面临的困境，这一困境在舆论的传播中是会被加倍放大的。而在这种舆论塑造的背后，是大家对于资源分配的困惑，一种“为什么她有我没有”的困惑，它特别容易演变成一种激烈的、恶意的批判，所以你会发现，理智的探讨是比较难去建立的。
邹雅琦：确实我有从自身出发，想象到（我能获取）哪些红利，或者把曾经享受过的红利放大。（看了作品评论后）我第一次去思考，如果我是男性，（结局）可能不太一样。我没有预料到过大家会这么笃定地认为我是真正的名媛，其实我就是三线城市普通家庭的小孩。可能是“名媛”这两个字造成了误解，但它也确实给传播度带来了贡献。一些网站上的评论，比如知乎上的，我是不敢看的。
陈思安：在过去的两三年当中，“名媛”突然间成为了一个非常具有讨论度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它被污名化了，雅琦的作品恰好出现在这一舆论背景下，敏感的网友就会对雅琦的出身背景有很多想象。实际上，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不是出于雅琦的家庭背景，而是她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学习，以及她进入到当代艺术生产机制的过程中积累到的经验，如果没有参加过艺术展览开幕式，她就不会知道那里有白吃白喝的东西。这确实是与普通人的生活有一定距离，这种距离感造就了大家的想象，包括大众也在想象“名媛”的生活，这两种想象叠加在一起，造成重重误解。
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的出身，创作者的作品是他过往人生的综合，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由这个作品所引发的思考是否真实、有效，是否符合创作者所期待的传播方向，是否与受众发生了交流。我觉得这个作品会是一个起点，也许，在雅琦未来的创作中，它们会成为有力的思考资源。一个单一的本科生毕业作品不可能解决一根链条上的所有问题，这个作品所引发的思考，才是更值得公众跟进，值得创作者去厘清、去进行二度创作的。
原标题：围观“扮演” 、想象“名媛”，一场生存实验背后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