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上午，“恐同教材案”原告西西（化名）收到了判决书。这距离此案立案已过去超过三年。
“我前天收到短信说结案了，很忐忑的，知道很有可能败诉，很担心会有最糟糕的结果。”西西告诉全现在，收到判决的时候，她很紧张，然而最糟糕的结果依然出现了。
西西本人是一名女同性恋者，大学时她参与到同志公益活动中，彼时另一名大学生秋白（化名）正以“对‘恐同’教材监管不作为”为由起诉教育部，而西西也通过这些资讯了解到“恐同教材”的问题，并试图游说编者修改教材。三年前的2017年7月，在游说无果的情况下，她以教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产品质量问题为案由，起诉了该书的出版方暨南大学出版社，以及购书平台“京东网”。
这起诉讼在经历三次延期开庭后，最终于今年7月28日在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判决书于今日送达到原告，判决结果认定图书质量不合格的主张证据不足，原告败诉。
西西（中）及同伴在被告暨南大学出版社前留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西西的代理律师在法庭前留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虽然该起诉讼的案由是图书产品质量问题，但是不论是西西个人的出发点，还是媒体对此案的关注点，均落在同性恋群体反歧视上，因此该案也被称为“恐同教材案”。根据西西提供的资料，《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一书将同性恋归类在“性心理障碍”，她在提交的证据中指出，书中有如此表述：“获得不恰当或错误的性信息，更严重的可能会引导性取向出现偏差。”
西西提供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P178（2017.03版）图片
她认为，这些表述是对同性恋群体的污名化，而且不符合CCMD-3、ICD-10等疾病分类标准。CCMD-3即《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 》，其中仅将“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视为是性心理障碍，而由WHO制定的国际疾病分类ICD-10也没有将同性恋列为精神疾病或心理障碍，这两份标准均属于卫生领域的权威性文件。
根据西西向全现在提供的判决书显示，法院认为，图书把同性恋归类为性心理障碍，属于认识性分歧，而不属于知识性差错，同时，图书中涉及的学术观点、认识性分歧，均不属于出版社审查责任范围。因此，法院认定被告出版社已尽到质量审查义务。
判决书截图，上述的“第五组证据”即关于将同性恋划为性心理障碍属于知识性差错的证据。判决书由受访者提供
法院的这一认定，正是西西口中最糟糕的情况。
西西的代理律师葛昂告诉全现在，他认为判决书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法官并不认为CCMD-3、ICD-10等证据，可以作为认定“同性恋是性心理障碍”属知识性差错的依据。葛昂表示，由于被告均缺席，庭审期间未有质证，而举证至“同性恋划入性心理障碍属知识性差错”的证据时，法官多次被以节省时间为由打断其发言——这一部分的发言主要是列举出学者研究、媒体报道以作印证。
据西西提供的一份证据清单显示，他们提交了三十份材料以证明“同性恋不是病”。其中包括有新闻报道、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的发言、精神科学及心理学领域的著作，以及涉及同性恋权益的诉讼判决书等。
证据列举了一篇2001年3月《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标题为《我国重新定义精神病标准，同性恋不再统划为病态》，报道以CCMD-3的出版为背景，受访专家称同性恋去病化是社会进步。另一资料显示，2018年11月，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中，回应了性少数群体权利的问题，代表团称，中国一贯尊重LGBT+群体的健康权，并给予其平等的社会保障。
葛昂分析，立案难是同性恋反歧视诉讼案的一大难点，包括此起诉讼也是。由于难以证明“恐同”图书内容与同性恋者存在侵权关系，便只能以产品质量作为案由。“如立案时就表明跟同性恋相关，那不被立案的风险就会变大。”葛昂补充道。
此外，他表示，法官认知也是一个难点，即需要法官接受同性恋相关的知识及认知。比如，在2014年的“同性恋矫正治疗维权诉讼”的判决书中，法官就写上了“同性恋不是病”。
诉讼历时三年，西西留意到，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人关心“恐同教材”的问题，并且出现了自发行动，包括联系编者修改、在微博曝光等。在新浪微博上，“曝光恐同毒教材”的话题有1477.2万阅读及1.1万讨论参与，至今仍有网友及志愿者团体持续在话题上曝光“恐同教材”。
网友在微博上曝光的“恐同教材”，截图自新浪微博
大学期间，在诉讼之外，西西还曾游说出版社修改“恐同教材”。“游说影响到了部分出版社和编者，也收到了一些积极回应，比如很明确地表示以后不会出现类似错误。”
西西向全现在出示了《变态心理学》一书主编王建平的回复，王建平向西西表达感谢，并称正在修订的新版教材中，会特别注意她提出的意见。
至于是否继续提起上诉，西西及律师均表示，仍在商议中。
来源：全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