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WHO估计目前中国有超125万艾滋病患者。而我们的主角，正是其中之一。
许赫的微信电话跳出来的瞬间，我手忙脚乱地按下接听键，那头欢快的笑声很快传过来，他拖长了尾音叫我：“陈老师——”
我只“喂”了一声，他立刻就道：“你知道吗，你的声音一点都不如微信聊天里表现得那么有趣。”
我在约定的时间赶到楼下，裹着黑色羽绒服在北京的寒风里抖了十分钟，许赫翩然飞到我的面前来，上下打量我一眼，又道：“你穿的这身衣服也很无趣。”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是他第二次指出我的无趣。
作为一家公司的年轻中层，许赫穿了一件印着米奇的连帽衫，左手中指上带着一枚玫瑰型的戒指，看起来像个大学生。
我只好被迫接受了他的评价，承认他确实有趣得多。
抢来的希望
听说我本意是写一个爱情主题之后，许赫突然就笑开了，他说：“这个故事不适合我，我们太平淡了。”
许赫自嘲地道，自己是个“比较惨的人”，所有艾滋病患者碰到的坑，他几乎都摔了个遍。
和几乎所有当代大学生一样，20岁的许赫作息并不规律，常常半夜上网，白天偶尔补觉。
持续一段时间后，原本只有120斤的体重突然暴涨一大截，由于奶奶是肾病患者，许赫妈妈看着他水肿严重的腿，本能地觉得不对。
厄运接二连三袭来。
随后，他就在北京某三甲医院查出了肾病综合征，医生告诉他，需要进一步住院诊疗。
住院前的检查中，许赫又被查出了HIV阳性，至今回想起来>>
许赫仍想不起来，自己究竟是何时感染的。
医院没有将这一情况告知本人，而是直接通知了他的父母，勒令许赫出院。
对于当时的许赫来说，肾病比HIV感染要紧急得多，需要做穿刺进一步诊断。而这家医院的医生直白地告诉他：“我们做不了，你可以试一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或者协和医院，如果这两家医院也不收你，你只能回家了。”
和病情一样焦灼的，是许赫的父母。
同从小在北京长大的许赫不一样，许赫的父母是后来才到的北京，受老家观念影响，对“艾滋”这两个字避如蛇蝎，视医嘱如最后的审判。
北京这座城市实在是太大了，来协和医院求医的人，也实在是太多了。
那些日子，许赫的母亲几乎整日以泪洗面。在母亲的哭泣声中，许赫凭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带着厚厚一叠病历资料冲到了协和医院肾内科。
那天，当他敲门走进诊室的时候，已经是11：50，他几乎是“不出意外”地被即将下班的医生拒绝了。
救命的稻草从眼前滑落，他头脑一热，把那叠资料往桌子上一摊，几乎抱着最后一搏的决心，没头没尾地恳求道：“他们说，如果您不救我，我就只能回家等死了。”
对方道：“我现在没有时间看，真的很不好意思，我有一个会必须马上就走，把你的就诊卡留下吧。”
许赫对我说：“我已经觉得没有希望了，你知道吗？她没有拿走我的就诊卡，只是让我放在桌子上，我当时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婉拒的信号了。”
到了希望完全破灭的地步，许赫奇异地保持着平静。他带着自己的病历回了家，却阴差阳错的将就诊卡落在了医生的桌面上。
就是这孤注一掷的挣扎，让小小的奇迹第一次发生在他的身上。
第二天，协和医院就打来了电话，通知许赫带2万元去办住院。当时的协和肾内科床位紧缺，那位只留下了就诊卡的医生甚至帮忙联系了感染内科，才把许赫塞进了感染内科的病房。
做了穿刺之后，许赫的被诊断为原发性膜性肾病——这意味着与HIV阳性毫无关系。从肾内科的治疗角度出发，需要通过激素抑制免疫来治疗，而这几乎是与HIV治疗是完全冲突的，对于医生来说，治疗的风险太大了。
那时的许赫，已经出现了肾功能不全，再拖下去就有尿毒症的风险。感染内科的医生拉着许赫和他的母亲冲到了肾内科的例会上。在散会前带着许赫进入会场，说：“我这个病人，情况很严重。”
许赫并不清楚医生所说的专业术语，他说，现在只记得那天自己坐在会场内，愣愣地看着台下的大家，自己的母亲在场外，不断地啜泣。
许赫眉头一扬，道：“我们医院最后把我收下了，安排两个科给我一起治。”
最接近的死亡
同样是在许赫20岁那年，广州某所大学的课堂上，一个趴在课桌上猝死的学生上了头条。
许赫就读的学校开始找所有患有重大疾病的学生私下谈话，告知他们可以不来学校，“事实上的休学回家”，同时答应最后会发给毕业证。
许赫也被辅导员谈了一次。
他当时刚从协和医院出院，住院的一个半月里，亲眼见到了专门治疗艾滋病的4个医生3名护士，如何每天连轴转着应付近600个病人。
在这里，每个病人的问题都大差不差，许赫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医生护士们还是好声好气地一遍遍解释着。
怀揣着报恩的心情，许赫重新回到协和医院做一名义工。在协和，许赫展现了自己超凡的工作能力。
病人一到医院，许赫就开始引导病人走流程，从身高、体重、血压的登记，到询问服药的依从性；从可能需要的化验，到解释化验前必须要做的准备，他把所有条款打印了出来，提前分好与病人核对，所有事情都打理得清清楚楚。
许赫很快成为科里“行政护士”一样的存在，人人都喜欢他。他穿着绿色的男护士服穿梭在就诊的人群中，满脸胶原蛋白，好似一颗水灵灵的嫩葱。而许赫本身的感染者身份，无形中也拉近了他和其他患者之间的关系。
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五毛。
五毛只比许赫大一岁，还是大学生，学的是西班牙语。他的病情和许赫十分相似：膜性肾病3期，HIV阳性。
在五毛看来许赫“特别可爱”，两人私底下关系非常好，由于病情相似，有的问题五毛问许赫，比问护士还方便。
除了五毛，几乎没有其他病人知道许赫的真实病情。医生告诉许赫，他的病情如今只能尽量控制，争取到23岁之前不做透析。
在住院的时候，科里有过不少透析的病人。许赫眼睁睁看着他们被病痛反复折磨，有的病人不做透析就喘不上气、走不动路，他觉得这样的人生“没有意义”。许赫说，也许到了40岁，50岁，他可以接受这样的自己，但那时候，他才20岁啊。
“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去感受，这么大的世界也不能去体验，20岁的我怎么接受？”
许赫想了很久，他要为自己而活。
不客气的说话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从来表现成熟的许赫开始有脾气，对拿着百度网页来质疑医嘱的病人道：“那您不如上百度挂个号吧？”
许赫说：“我活在当下，我要享受当下，这是当下的事情给我带来的感受，我为什么不去感受？
经常会有人说，等你老了的时候、等你老了的时候，但万一我没有老了的时候呢？我临死的时候天天想着说，我那个时候应该做什么，那个时候应该骂谁，那我多憋屈。”
为了感受当下而越来越恣意的许赫，没想到自己会这么近的接触到一场死亡。
毫无征兆的一天，五毛的爱人给许赫打了个电话，道：“五毛想见你。”
许赫当时就听出了不对，他只是没想到分别来得会来得这么快。
对方在电话那头，话说得简短干脆，每个字后头，又都是令人不能细想的重量：“他不行了，医生说，过了今晚，能过来就过来了，过不来就死了。”
许赫连夜赶过去，中午11点到了五毛所在的医院，一步不离地在五毛身边待到了凌晨1点。幸好五毛的情况还算稳定，按照医生的说法，也许睡一觉就挺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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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次日清晨，许赫还没睡醒，就再次接到了五毛爱人的电话，对方在听筒中告知许赫：“五毛走了。”
那个瞬间，是许赫感到死亡离自己最近的一次。
他忽然意识到，在死亡面前，自己是彻底无能为力的。
爱能不能跨越疾病？
好在20岁就被判了“死刑”的许赫，直至今天还精神奕奕地坐在我面前。
他说：“你看我现在还活蹦乱跳，是吧？但我可能不会像大部分人一样，有那么长的时间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只能保证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包括我后来去做公益、接受采访，都是希望尽我最大的力量来帮助到每一个人。”
许赫觉得，是时候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了。
离开协和医院后，他进入了北京同志中心。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他一直有些焦虑，害怕自己孤独终老、无依无靠。他想在街上看到更多的同性恋，只有当这个人群能够光明正大的走出来，他才能找到人和他一起走下去。
我问：“这就是培养市场？”
许赫纠正道：“市场本就存在，这充其量是把它挖掘出来，呈现在大众眼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许赫挖掘到了。他和男朋友周乐相识于一次“约会”，那时的他，对自己并没有多少自信，甚至可以说有些自卑。
许赫的父母一直信奉“惟有读书高”，无论许赫参加过再多的活动，拿过再多奖项，也从没得到过父母的肯定。这直接导致他在工作中强势，但在恋爱中却表现得十分黏人，像一只猫。
他坦承地告诉我，那时候他另有所爱。“看到自己喜欢的人，第一眼就没有原因的开始小鹿乱撞，心里紧张心跳加速。”
而面对自己现在的男朋友周乐，许赫则要冷静得多。他们在网上聊了一个多月，然后在现在见面，发生了性行为。考虑到自己在吃药，双方的性行为也是安全的，许赫没有告诉对方自己是HIV感染者。
那时候的许赫，本没有想到自己会和对方一直走下来。
从协和出院1年后，许赫晚上开始无故发烧，一烧就烧到了40度，但是一到白天，体温又恢复了正常。发烧反反复复，每晚11：30开始，烧到凌晨4点结束。
许赫想去医院打点滴，但其他医院得知他得的是膜性肾病之后，都不敢给他打点滴。那时很多医生对这个病还不了解，摸不清抗生素打进去之后，会不会发烧治好了，结果尿毒症了。
许赫心一横，又冲到了协和去挂急诊。
作为中国最好的医院，协和的急诊可能是最能见识到生离死别的地方。许赫排着号进去，刚坐下介绍完自己的情况，还没等大病历调出来，医生就被叫走了。协和的病人昼夜不息，从11：30等到凌晨1点，许赫才输上液。
他探出脑袋去看，急诊里连坐着的都是病重的，床位满到加不下。护工们把去世的病人连床一起推出来，自己的病情在这里可以说都“算不上什么”。
医生说，许赫只是普通的感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就容易发烧。许赫输了4天液，也就在夜晚的协和急诊待了4天。
他对我说，要是有什么想不开的，你就到协和的急诊去待2个小时，在全国医疗水平最高的地方，还有那么多人救不回来，真是再惨也没有的了。那些人都还在努力活下去，我又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那时候周乐还住在大兴，来回几个小时的折腾陪他去看病，每天6：00起床，晚上从西单到许赫家要1个小时，陪许赫2小时，回去又要近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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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乐坚持了两个月，许赫被打动了。
被全身心的、沉浸地爱着，让许赫很有安全感。
周乐是个非常“直男”且“单细胞”的人，具体表现在审美和大男子主义上。许赫无意中提到自己喜欢玫瑰，周乐就把网上那些“男默女泪”的礼物一股脑搜罗起来，什么金玫瑰、银玫瑰、水晶玫瑰、假玫瑰，统统打包送过来。
虽然有些笨拙，但许赫能从周乐的眼神和行为中都感受到，对方对自己的爱。
许赫决定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和对方坦承自己的HIV感染者身份。周乐考虑了良久，最后问：“你在协和做过义工、在北京同志中心做的是HIV相关项目、也去清华附中讲过防艾课程，在这方面，你是专业的。那么你告诉我，我有感染的风险吗？如果你告诉我没有，那我会绝对相信你。”
许赫说：“那时候我才真正觉得，爱能跨越疾病。”
没那么轰轰烈烈的故事
许赫形容自己像一杯咖啡，而周乐像一杯茶，一个老，一个新，两个人都装在杯子里，哪哪又都不相同。
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在一个购物中心，许赫想吃一支DQ冰淇淋。周乐给许赫买了一根DQ的冰淇淋，给自己买了一根小布丁。
后来熟悉了，两人再谈起这件事，周乐才表露自己的不解。他告诉许赫，不要吃DQ，太贵了，外面的雪糕一支几块钱，为什么要花十几块？
虽然不公平，但人生的很多部分从出生那一刻就已经确定了。
周乐生在农村，家里还有兄弟姐妹，赚了钱要给家里打去一半。但许赫不同，他的家庭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还算殷实。
两个人的金钱观截然不同。
许赫相信的是自己的能力，他认为自己现在能赚到1000，以后就能赚到2000、3000，并不需要特别存钱；但周乐的思维则是做减法，赚了1000就要对这笔钱进行再分配，掰成几块存下来。
日子磕磕绊绊过去。
在生活中，许赫买东西会考虑性价比，也会考虑物品的质量和自己的喜欢程度，他愿意为了自己的喜好去花钱。但比起“喜好”，周乐永远考虑更便宜的替代品。
为了自己的生活品质，也为了对方的生活品质，许赫决心改变对方的价值观——在他看来，最迅速、有效的方法，就是先把对方的生活水平和自己拉到同一个水平线上。
许赫很壕气地决定，拿钱砸他。
休学的那两年里攒下的2万块，他几乎全砸到了周乐的身上。再后来，许赫进了现在的公司工作，工作能力不断得到认可，加薪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时的周乐也从一开始的“精打细算”转向了“大手大脚”。
而当许赫的工资远远把周乐甩下后，两个人之间微妙的平衡终于被打破。
周乐原本坚定地扮演着传统家庭中“丈夫”的角色，甚至曾经开玩笑要自己努力挣钱，争取把许赫拴在家里。
而眼看着许赫发展得越来越好，周乐也不需要再为了钱的事情发愁，他不再提那样的玩笑话。
3年前，周乐决定转行和许赫做一样的工作。许赫在圈子里已经有名气，也有能力，多多少少能够帮带他。
入了同一行，风声雨声都更容易进耳朵来。也就是这个时候，周乐开始“放弃进步”。
在许赫看来，周乐一直抱有“打工”的心态，给多少钱，干多少活，他不再主动争取机会，不再主动学习，也不愿意为工作额外付出。
在许赫觉得自己可能无法永远为周乐兜底的同时，周乐心里也有一笔账，记载这自己和许赫在一起的“成本”。
周乐曾经在许赫面前崩溃大哭。
他认为自己背负着被爸妈抛弃、和家庭决裂的风险和许赫在一起。两人家庭情况不同，他和许赫在一起花销越来越大，谈恋爱以后，加班的时间又越来越少，到手的钱也就不如从前。
对于这样一笔一笔计算出来的成本，许赫并不认同。
在他的认知里，这些东西都“与他无关”，周乐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能力赚到更多的钱，而不是单纯的出卖自己的体力。许赫支持周乐培养一些积极的兴趣爱好，古琴、健身什么都好，哪怕需要脱产学习。
但周乐拒绝了。
许赫想，也许自己改变了周乐的消费观，但并没有改变对方的价值观。
咖啡和茶的故事
周乐好像变了，变得开始向他要东西了。
周乐的行为有时候和小孩子如出一辙，他会冷不防念叨一句：“你看，谁家买了一个什么东西，看起来挺好的”、“最近出了一个新游戏，这个游戏特别适合你。”
在许赫给自己买了iPhone12后，半年前才换了11的周乐开始在许赫耳边念叨：“你买了12，需不需要给我买一个？”
许赫意识到，自己砸钱太猛，把对方砸懵了。
虽然周乐要的东西没有超过他的消费水平，但还是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他必须逼着自己越来越努力。许赫没有同意买新手机的事情，转而和周乐坐下来，好好谈了一次。
许赫说：“不是我不给你买。原来我给你买iPhone10是为什么？是因为那个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跟我在一起，我的手机比你的手机贵好多，我的衣服比你的东西贵好多，我很害怕伤害你。
但现在你自己已经想要什么了，那么我觉得，你应该自己想办法去得到它。”
聊完之后，周乐“好”了两天，又开始在许赫耳边吹风。
另一方面，周乐似乎也越来越害怕失去许赫。
许赫和朋友一起出门的时候，周乐常常软磨硬泡要跟着一起去，就连别人搭了搭许赫的肩膀，周乐也要把别人的手轻轻拍开。
许赫有点想要逃离这样的气氛：“我太窒息了，我不能养一个孩子，我也不希望我有个克隆一样兄弟存在。”
但在周乐带来的安全感面前，许赫无法下定决心。
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俩是相爱的。周乐记得许赫喜欢吃什么、平时爱用什么、习惯是什么。他尽可能地迁就着许赫的喜好，也会随时随地牵着许赫的手，即使路人投来探究的目光。
在许赫因为工作难受的时候，周乐总是陪在他身边。这种陪伴几乎贯穿了生活的所有缝隙。
在陌生人敲门的时候，在许赫感到恐惧，焦虑的时候，周乐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去主动去承担一些事情。
许赫想了又想，还是觉得，周乐能陪在他的身边，已经很勇敢了。
他给我讲了一个“圆桌骑士团”的故事，这个歧视链深藏在LGBTQ这个性少数群体里，对内大家互相看不起，完美地形成了一个闭环。
但是，无论这个闭环内怎么歧视，都是相互的，唯独HIV感染者处于毫无争议的低端，所有人都会看不起你。在这个性少数群体内部，HIV感染者不洁身自好这个观念甚至超越性别、性取向，成为第一共识。
只有周乐不这么看。
在得知许赫患者身份之初，周乐曾试图阻止许赫和其他HIV感染者交流。他认为许赫是这些感染者中的特例，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与其他感染者接触下去，许赫也会被“带坏”。
他不接受所有的HIV感染者，只接受许赫。
而为了许赫，周乐也在逐渐转变。许赫慢慢给周乐介绍了一些同为感染者的朋友，周乐也在慢慢的理解和接纳。
许赫说，谈恋爱是一种我把自己交给了对方，对方也把自己交给了你的一个过程。周乐的改变给了他勇气，让他去改变世界的勇气。
他下定义道：“我们是一个咖啡和茶的故事，传统和新潮的碰撞。”
尾声
距离许赫和周乐在一起已经过去了5年。
时间慢慢地走，儿子丝毫没有动摇的意思，许赫的母亲也在慢慢地接受两人。和大部分中老年人一样，她在这个信息时代偶尔会碰到问题，微信怎么发图？支付宝怎么转不出钱？许赫性子比较急，可能教几次就没了耐心，周乐会自觉地把活儿揽过去，一遍又一遍把问题讲明白。
许赫说：“这就是我的爱情故事，但是我的爱情故事没有那么的轰轰烈烈。我男人有一点做得很好，他很会哄我妈，也很会照顾我的感受。我想养狗，他也支持我。”
许赫给我看了看他们养的狗，叫“或许”，白白胖胖、活泼可爱。每天6：30准时来叫早，两个人会在困倦中为了“谁遛狗”这件事打起来。
或许的英文名叫maybe，许赫说，这意味着无限可能。
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告诉自己，这件事或许能行，“或许”都能行，那自己也一定可以。
来源：丁香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