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丰村，东莞市虎门镇一个偏安一隅的小村庄，四周山水环绕。但前村长邓伯仍然记得十多年前这里空气中刺鼻的味道。
“当时整个虎门的垃圾都会运到这里来，能闻到很大的腐臭味，很多人感到不舒服。”邓伯回忆道。“尤其是刮西北风或台风的时候，村里臭不可闻。2003年至2009年，这座仅有百余户人家的小村有11人罹患癌症，其中9人已经去世。
这些村庄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癌症村”。十多年过去了，“癌症村”消失了吗？村庄里的人怎么样了？污染源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在等待着被解决。
在村里经营小饭馆的唐大姐也深有感触，“那几年的臭味是很重的，就好像住在垃圾场旁边。当时整天不敢打开窗户。”
2009年，因垃圾堆积问题长期无人管制，远丰村一公里外的山鞍部出现了高约十米的“垃圾山”，引发全国关注。
与此同时，当地人关于污染与死亡的传言，不胫而走：2003年至2009年，这座仅有百余户人家的小村有11人罹患癌症，其中9人已经去世。
原因何在？人们指向了这座“山”。
从此，远丰村与全国数百个在飘摇和忧虑中度日的村庄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癌症村”。
消失的“癌症村”
作为一种群体疾病现象，“癌症村”的字眼在本世纪初出现，迄今已引发数次公众关注。其中，以2005年前后淮河流域涌现的消化道肿瘤集聚问题为标志性事件。
2013年，时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的杨功焕带领团队公布了淮河流域癌症研究的结果，证实了“癌症村”与地方污染的相关性，引起热议。
同年，原环境保护部（现为生态环境部）在《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中对“癌症村”的首度提及与承认，使它站在风口浪尖，并随之与环境治理的议程紧密相连。
但讨论消失得很快。2013年后，有关“癌症村”的报道与文献数量明显下降，至今已趋近于无。
2018年7月，长期关注“癌症村”问题的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龚胜生在科学网表示：“最近几年，媒体对癌症村的披露似乎沉寂了许多。”
某种程度上，沉寂与政府的环境治理行动互为结果。但需要确认：“癌症村”消失了吗？它已是过往云烟，或仍是危机？七年间，极少在公共话语中出现的“癌症村”，都发生了什么？
有必要重返原地，知往鉴今。
一个样本
2020年10月，我们对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的远丰村进行了深度走访。
远丰村的“垃圾山”本为虎门镇的垃圾填埋场。2003-2013年的十年间，虎门镇的大多数生活垃圾均运输至此。
但由于历史原因，最初的选址、筹建等未按照卫生填埋场的规范进行，致使其填埋工作实为粗放的垃圾堆放。
几乎无人负责的“垃圾山”，对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与身心健康造成巨大困扰。2009年与2013年，包括央视在内的全国媒体曾两度聚焦远丰村“垃圾山”的存在与该村的癌症集聚状况。
十年前都发生了什么？前村长邓伯透露，当年整个村子面临着严重的空气污染，加上当时一些手工业和加工厂的出现，河流水质堪忧。村里每年都有得癌症的，但无人验证二者间是否真的有关系。
远丰村村民试图解决污染问题的方法主要有三种：找政府、找媒体和迁离污染源。
“早就投诉过政府了，投诉无效的。”村民秦大姐回忆道，“零几年的时候签了合同，垃圾场属于东莞市的，签了30年合同，可以倒30年垃圾。”
尽管承认“垃圾山”对生活影响严重，但秦大姐表示，不清楚当年“6年11个村民患癌”的新闻是否属实，她认为远丰村被算作“癌症村”有夸大的成分。
她推测，没有得到政府反馈后，有的村民为了督促垃圾场搬走，可能会把事实再夸张一点，利用媒体的影响力，对外声称这里污染很严重，得癌症的人很多，以便向政府施压。
“我觉得本质原因是大家不愿垃圾场这个污染源影响到自己。”被问及当地的癌症是否高发，前村长邓伯略加思索后回答道。
被媒体广泛报道后，远丰村备受关注的反面是预料之外的污名化效应。远丰村村民曾对此忧心忡忡。
“朋友都来问我，‘你儿子以后怎么结婚？你女儿以后怎么嫁人？’。小孩去学校都被人歧视，农民种的菜都没人敢要，都说远丰村的菜是污水浇灌的，吃了要得癌的……”时任怀德管理区干部的邓先生倾诉道。
对比全国报道，远丰村的情况具有代表性：名号带来了关注，也许缓解了当地的环境危机。但同时，会引发更多的不安。
“咱家会不会轮到得癌症？”，在一种概率估计中，有人选择搬走，加重全村的萧条；村里的农产品外销困难，经济步步落后；外村不愿与“癌症村”往来，村民遭遇歧视，年轻人的婚姻甚至受到影响。
2010年后，远丰村部分村民外迁，形成新村。目前，新村已逐步发展为集镇，毗邻虎门镇草埔工业区。
远丰村是不是“癌症村”？无论事实如何，问题似乎已有结论——多年来，这个村庄被作为一种典型案例在各类环保科普类材料中提及。
不过，结论的背后面临着两难局面：寻求“癌症村”的身份可以获得媒体曝光与政府关注，或将帮助村落改善环境，但代价是承担污名化的结果，甚至存在“事实被夸大”的复杂局面。
那如果不寻求媒体曝光、不去网上申诉？那家乡的癌症与污染问题只会永远是个谜。
“癌症村”名录
身陷难题的远丰村并非个例。二十余年来，全国各地的“癌症村”曾在村民自发声讨与媒体介入中被逐个披露。
如果说癌症是一类疾病的统称，仅关涉作为个人的身体疾患和他的健康未来。那么“癌症村”基于地理，连接一个又一个生活的共同体。与传统乡野作为都市客体的恬静图景不同，它带来了意外和不安。
2001年，记者朱海峰在《中国矿业报》发表《采矿废水害了一个村》一文，关注广东地区癌症高发的村落。这是可溯源的一份较早提出“癌症村”的报道。
此后，“癌症村”一词似乎被赋予了话语合法性，公共卫生的历史撕开了新的一页，来自各地的“癌症村”报道接连涌现。它们陈述着20世纪末工业化进程后的另一种结果，展示一部分人正面临的、令人担忧的健康危机。
讨论“癌症村”问题的前提，是商讨并确认它们的名录。不过，各方说法较难统一。2009年4月，《凤凰周刊》以《中国百处致癌危地》作为封面故事，披露我国上百处癌症高发地区。
同年7月，龚胜生教授指导学生孙月飞在《中国癌症村的地理分布研究》的论文中指出，截至2009年，中国“癌症村”的数量应超过210个。
2013年初，一份由公益人士制作的“中国癌症村地图”在互联网上流传，村子数量被认为超过200个。
同年，龚胜生与张涛发表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9期上的《中国“癌症村”时空分布变迁研究》一文中认为：截至2011年底，我国共有351个“癌症村”被披露。
总体来看，其他同时期研究，其研究数量在200-370个间浮动。
2013年后，相关讨论戛然而止。人们所说的“癌症村”都有哪些、分布在哪里、情况如何？至今如一个谜团。
基于已有的可信材料（核心期刊文献；权威媒体报道；政务平台；地方BBS），我们对“癌症村”的数量与分布信息进行了核查、讨论与筛除（如，部分存在于各类“癌症村名录”却无法溯源信息的村落名称不会被纳入）。
进一步的，再次基于可信的公开材料，以培训编码员的方式对“癌症村”的具体情况进行了二次编码。
通过以上流程，我们获得了348个“癌症村”的信息。这个数量不代表现实生活一定有348个村落为“癌症村”，而是表示我们在公共话语中发现至少有348个村落被冠以了“癌症村”的身份。
董丞妍等人在2014年的《中国“癌症村”的聚集格局》一文中认为，癌症发生率在全国平均值以上的有安徽、广东、山东、河南、江苏、河北、江西、浙江及湖南9个省区市。我们的发现与之基本相符。
从公开披露的材料来看，这些村落中，食管癌、胃癌、肝癌等呼吸道恶性肿瘤的提及次数较多，而地方媒体与居民也多将它们与水污染问题相联系。其次，为肺癌等呼吸道恶性肿瘤，多被归因于空气污染，但总体比例较低。
在部分媒体的报道里，一些村落可能出现几种癌症同时高发的情况，或是伴随白血病等其他重症，但此类报道大多没有结合严谨的科学调查指出，而更多来自当地居民在权益声张中透露的内容。
经过核实，约七成“癌症村”仅为村民与媒体的单方申诉，政府与权威机构拒绝或尚未承认癌症聚集的事实，更未承认事实与地方污染关联。
无解的难题
“癌症村”真的有癌症集聚？集聚背后真的源于污染？尽管相关报道在2004-2013年频繁出现，但这条基本的逻辑链条认定面临重重困难。因为，不承认的背后，有一定的无奈性。从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发现，“癌症村”的认定无法达成明确标准。
正如时任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副主任陈万青对《财经》的解释：“癌症村”是现象，但不能视为一个医学概念。“医学研究至少以县为一个单位。以村为单位的样本量太小。”
认定与归因的标准尚不清晰，但研判何为“癌症村”有一个大致的共识：一个时间段内，该村落或整个区域的患癌死亡率明显高于相邻地区。
从近年城市与农村癌症死亡率的数据来看，长期以来，城市略高于农村，但两者的数值逐渐接近。同时，均保持微弱上升的趋势，截至2019年达到160人/每10万人，城乡癌症诊治压力逐年增大。
而对比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阿江等人在2005-2010年开展的调研，在广东北坝村、江西涧南村等相对典型的“癌症村”中，患癌死亡率已高达300人/每10万人，是当时全国水平的2-3倍。
不过，与前文谈到的现象一致，关于“癌症村”患癌死亡人数的统计，也基本止步于2013年。这重新指向了那个最原始的问题：“癌症村”消失了吗？
消失一词可被理解为两种，一种是经过治理后的不复存在，一种是在媒体或研究中不被谈起。从进一步搜集的资料来看，后者也占有一定因素。
在人民网创立的全国性政务反馈/投诉平台“领导留言板”上，以“癌症村”为关键词检索癌症与污染相关投诉，依然可以找到136条来自全国各地民众的投诉信息。其中，近九成信息发布在2013年后。
“本村是远近闻名的癌症村，水质污染不达标严重危害村民身体健康。本人家庭现有两名癌症患者深受病痛折磨。因病致贫不在少数严重拖累脱贫攻坚大计！请有关部门关注一下可以检测水质，早日实施净水工程。”
2018年8月，家住河南邓州市李洼村的村民在留言板上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所提到的李洼村，至今未在“癌症村”相关报道中出现过。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投诉量的地区分布中，河南与山东、安徽位列前三。而它们均有部分市县位于癌症集聚问题频出的淮河流域。
“呼吸新鲜空气”，“喝到干净的水”，在这一百余位投诉者看来，这些生活权益在他们家乡还有较大的完善空间。2013年至今，将“污染”，“健康”，“癌症”等关键词联系起来的投诉不在少数。
在统计的136份投诉中，政府承认污染并表示整改的反馈仅为23%，约三成投诉至今未收到回应。难回应、难认定，是“癌症村”字眼未在报道或文献中出现后，依然存在的政民互动局面。
陈阿江在《“癌症村”内外》淮河流域调研后指出：“从医学科学的角度看，要确定癌症高发的原因是相当困难的，污染致癌 （病） 则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他认为，有些“癌症村”的事实中可能包括了被构建的成分，而这主要基于对政府的信任感缺失，或对污染加剧的公共环境的担忧，并不一定对应着某个严谨的公共卫生结论。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2013年后，“癌症村”这一词会在媒体与文献中几近消失，可能是基于一种减少过度关注、“去污名化”的共识。再加上前文谈到的“认定难”，致使它逐渐沦为一个历史性的词汇。
如，2014年，中国科技部宣布启动新版《中国癌症地图集》的编制工作，目的是重新设定癌症在中国的高发地区和重点防治区域，拟定2017年推出。但截至2020年10月，并无消息释出。
污染的源头是什么，身处其中的受害者又该如何自处，作为样本的远丰村现在有变好吗？在下一篇，我们将给出解答。敬请期待。
来源：湃客工坊（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