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9日，62岁的曹迎林在给住院的妻子喂完饭后，离开医院跳桥投江。跳桥前，他把自己的衣服在塑料袋里装好，留在了桥面。没有遗书，也没有遗言。
没人能完全说清，在生命的最后几天，62岁的曹迎林经历了什么。
他的侄女说，他的十多万存款都在已经暴雷的纳诺养老院，之前每个月，他都会去要钱，但始终没有结果。这一次妻子病发住院，实在走投无路。另一位邻居说，医院每天都在催款。侄女揣测他的心理：“没有钱，绝望了。”
曹迎林的钱是怎么被骗的？和他一样的老人还有多少？他们都经历着什么样的人生>>
最后的旅程
没人能完全说清，在生命的最后几天，62岁的曹迎林经历了什么。
人们只能通过一些零碎的回忆，拼凑他最后的轨迹。2021年1月19日上午，稍早些，有邻居出门时遇见他，两人走了一路，他神色正常，说要去医院看妻子。他的妻子患糖尿病多年，不久前恶化，刚刚从湖南省益阳市第三人民医院转到益阳市中心医院，住进ICU。据熟人说，那天中午，他给她喂了饭。再有人见到他，是下午一点四十分左右，在离医院有半小时路程的资江一桥。
那天气温不低，大概17度，是南方冬天少见的好天气。在环卫工人王彪的记忆里，穿城而过的资江，那天风平浪静。他在离桥面一两百米处打扫卫生，只听到人落水的声音，看到了水花，然后是一个人，在水面上上下下。有人还以为他是在冬泳。二十分钟后救援赶到，水中的人已消失在江中。
跳桥前，生命的最后时刻，曹迎林把自己的衣服在塑料袋里装好，留在了桥面。他那天穿的是黑色的外套、长裤，棕色皮鞋。随身物品有一个电话本、一部老人机。身份证就夹在电话本里。就是这些了。没有遗书，也没有遗言。
王彪看了身份证，一眼认出曹迎林来。他们是三十年前就认识的熟人。曹迎林年纪不算大，62岁，但头发已接近全白，从照片上看，他身材壮实，眉头紧锁，一张不苟言笑的脸。
随后赶来的亲人们，在志愿者刘壹木的镜头里，解释了他们认为曹迎林自杀的原因。他的侄女说，他的十多万存款都在已经暴雷的纳诺养老院，之前每个月，他都会去要钱，但始终没有结果。这一次妻子病发住院，实在走投无路。另一位邻居说，医院每天都在催款。侄女揣测他的心理：“没有钱，绝望了。”
另一个证据是——在他曹迎林世后，亲戚们清点了他的存折和银行卡，发现没什么余额，他全身上下也仅剩一千多元现金。
曹迎林是益阳郊区农村人，人生有个惨淡的开局。三岁时父母去世，他跟着两个哥哥长大，没读过书，也不识字，年轻时在砖厂里烧窑，卖苦力，因为家里穷，讨不到老婆，直到三四十岁，遇到现在的妻子。她结过一次婚，丈夫死了，有一儿一女。对于这桩婚事，村里人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是运气好，占便宜，捡了个老婆，另一种则觉得他是在给这三母子打工，是在牺牲。
十多年前，命运出现转机，当时修国道，全村整体拆迁，他分到一块地和一些钱，还是建不起房子，侄子就在这块地建了六层楼，给了他一套房，还有一个门面。他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拆迁了，就在村里做清洁工，月薪一千八，做了好些年。
王莎是住在他家楼下的邻居，她认为拆迁户里，有些人能抓住机会暴富，有些人就此不争气、不管事，但曹迎林是属于那一批有一口饭吃、还想着去赚点钱的人。几年前他跟王莎表达过自己对生活的满足：“我一个月也可以搞到一千八，还可以卖一点废品，还可以。”直到两三年前，他因为早起扫街时心脏病突发倒地，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收入来源。
年过六十，养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样一个组合家庭里，曹迎林和继子、继女的关系并不亲近。继女早已出嫁，不经常回家。继子沉迷赌博，是个“啃老族”。妻子又多病，这一两年已经不太能下楼。大家都知道，曹老头“日子不好过”。
大概四五年前，曹迎林跟王莎说起过，自己在外面投资，王莎没当回事，后来她才明白，他说的投资，是把存款都放进了养老院。去年7月，益阳的纳诺养老院暴雷，被警方立案侦查，哥哥、侄子们陪着他去要过几次钱，但也没要回来。
大家都后知后觉的是，他连社保都没有买——这些失地的农村老年人，往往会给自己买一份社保，根据优惠政策，他们可以花比较低的价格（大概五万元左右）买好，到了一定年龄，每个月可以领一千多元的退休金。
而曹迎林没有。他无法指望孩子，没有准备社保。这笔十七万（也有人说是十二万）的养老金，是他唯一的指望，但现在希望消失了。
一位在村中开超市的村民回忆起见曹迎林的最后一面。大概半个多月前，他路过超市，侄女叫住他。侄女跟他亲，想给他买一箱好酒。单瓶四十多块的牛栏山，他舍不得，嫌贵，平常喝的是13块一瓶的邵阳大曲，但侄女坚持要买，他说那就拿四瓶先喝。他那时心情不错，还在笑。也差不多同一时间，他的妻子因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住院。
侄女的这四瓶酒，也许是他在去世前感受到的最后温情。
他们的隔绝，另一些人的缝隙
与其他受害者相互介绍、呼朋引伴交钱不同，曹迎林平常社交不多，我们至今也没有在他的熟人圈里找到第二个养老院暴雷受害者，无从得知他到底是从哪里了解养老院的信息，又是怎么一步步投了十多万进去，以至于把它视为自己养老的唯一保障。
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几年前的益阳，养老院项目的业务员们像猎手一般，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老人们在公园、河边、菜市场、公交站这些地方被搭讪。他们欢迎有钱人和体制内的退休者，也不排斥清洁工、拾荒者和农民。
62岁的张丽君，在益阳火车站附近的一个菜市场，遇到了发传单的衡福海养老院业务员。她的孩子们都不在身边，丈夫去世后，一直独自生活。对方邀请她去养老院参观，她有点好奇，有点动心，但最终促使她放入八万块钱的，是业务员无微不至的“爱与关心”。
最基础的，是逢年过节的面条、鸡蛋。每个月有活动，她可以吃到免费的午餐，领到一些小礼品。到了她过生日，业务员会上门送来一只土鸡。最感动的，是每个月养老院都会给过生日的老人办生日宴，老人们站在台上，业务员在台下拜寿。“他们讲，我们小孩没在身边，替我们儿女尽孝。”听到这些话时，张丽君当场落了泪，“我听了心里就好酸楚啊，想起自己孩子都没他们这么好。觉得我们这个钱放在这里还是值得。晓得吧？当时就有这种感觉。”
益阳一所大学的退休教授杨荆，是在公交站等车时被衡福海养老院的业务员搭讪的。她长期生活在广东，只是偶尔回益阳，但业务员仍没有放弃，常常问候她。每次她前脚到家，业务员后脚就来了，打扫卫生，做饭，有时候三四个人都到她家里来。杨荆喜欢这种热闹，“老人家嘛，喜欢别人热情”。去养老院参加几次活动，她被那种氛围打动，想着孩子都不在身边，以后在这里养老也不错，就付了钱。
这种亲情，在之后成为一种绑架。在益阳，我们见到一位从灯泡厂下岗的退休工人，他六十多岁，下着冷雨的天气，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薄夹克，有的地方都抽了丝。他讲起自己放了十几万在纳诺和衡福海，去年他和妻子想去纳诺取出五万块，结果吃饭的时候，年轻的女业务员在大庭广众之下跪下来，说你们没有儿女，我就做你们的干女儿。他和妻子被感动，于心不忍，最后还是留了两万块在里面。之后一个月，纳诺就暴雷了。
还有一些人，被认为是在阴差阳错间被业务员选中的。去年八月，71岁的老人李有才，在接到同伴电话，知道自己在衡福海养老院预存的三万元拿不回来后，心肌梗塞，三分钟后去世——她一生的存款就是十万块，七万存在了纳诺，三万存在了衡福海。当时纳诺已经暴雷，她去派出所登记过。剩下的三万元，是她最后的希望。但这也落空了。
她的儿子是一名医生，他说，母亲本不应该是这些业务员的发展对象。她是清洁工，每个月工资一千二，只不过她扫街的地点是在市政府旁边，因此认识了那些退休的公务员，被业务员以为也是有钱人。他们组织老人出去旅游，到了下榻的宾馆，就跪下来给老人洗脚洗脸。“这些被骗的人就是这样被他们感动的，感动以后，就把家里所有的钱拿去购买养老服务。”
事发后，每一位受害者也都表达了相似的困惑，他们是最相信权威的一代人——他们看到了盖着章的红头文件，看到了批文，看到了支持养老行业的官方媒体的新闻，也看到了相关部门的领导在养老院视察的照片，这些都不是假的，都是他们认为最可靠的保证。“而且楼都立在那里，又不是P2P，怎么会跑呢？”
于是，许多人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积蓄，从两三万到上百万不等。一些人是靠着捡垃圾卖塑料瓶、下岗前几百块一个月的工资、节省到一次性杯子反复用许多次省下来的钱。用益阳本地化说，是“蚊子蘸血”，一分一厘攒下的，就这样把自己的晚年交到了业务员的手上。
理想的晚年
纳诺养老院，在距离益阳市区35公里左右的郊区。今年1月下旬，我们到那里时，养老院大门已经落了锁，人去楼空。但还是能部分理解老人们愿意把钱放在这里的原因——养老院依山而建，占地面积大，植被多，还靠着一个水库，空气好，大门口牌子上写“石牛潭颐养风景区”。养老院门口，贴着到益阳市区的班车表，免费班车一天两次，源源不断地把老人们运送到此。
现在已经很难查清，曹迎林是在什么时候去过纳诺养老院。邻居王莎听他提起投资，大概是在四五年前。其他的受害者，向我们描述了他们当时对纳诺养老院的美好印象。
养老院床位多，有两栋住宿楼，每栋六层，每层三四十个房间，每间房两个床位。房间里有洗衣机、电视机，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厕所里有扶手，床头有紧急呼叫系统。老人们对这里的饮食也满意。一位退休教授还注意到，这里连电梯、墙壁都是包着的，老人摔倒也不会受伤。他在电话感叹：“一点不像是皮包公司。”
当时的纳诺养老院，被称为益阳养老行业的明珠。以至于有几对夫妻卖了房子，把这里当成了真正的家。
没有人愿意一口气把所有积蓄投进来，但这些养老院构建了一整套体系和话术，鼓励老人们多存钱，存钱多的人，有享受床位的优先权，有福利，还可以拿到利息。
以纳诺养老院为例，老人们投入第一笔钱时，往往不会太多，大概两三万，这是一笔床位预定费，同时养老院承诺会付给他们9%的利息，三年返利。三年后这个利息会兑现，以现金形式返给老人，或者直接转入他们的院内账户。这三年里，老人们还会享受到一些福利，比如过节的礼物，以及旅游的机会。再加上院内的政策：每月的床位费大约在两千元左右，存十万以上，床位费七折；存十万以下，床位费九折。
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往往三年到期、续签合同时，老人们都会愿意投入更多的钱。
一位退休教授，在第一个三年只投入了五万的床位预定费，但因为那诺养老院的阶梯利息制，他最终凑了32万元入局。那是他和妻子的全部积蓄，还有一部分是借其他亲友的钱。去年七月，纳诺暴雷，这笔钱全都拿不回来了。
其他养老院的运营模式与纳诺相似。在衡福海养老院，有金卡、银卡之分，预存五万元以上是金卡，床位费打八折；三万元以上是银卡，打八五折。很多老人的退休金并不高，一个月一千多元，也是他们唯一的收入，这笔退休金，不够养老院每月的床位费，而买了卡，打了折，他们就勉强可以用退休金支付床位费了。
隐患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开始显现的——因为这样的运营模式，是建立在每年拉人头、用新会员的钱供养旧会员的基础上，收来的老人们的钱，需要支付业务员的工资和提成、养老院的运营、老人们的利息与福利。但当疫情到来，发展新的客户变得更艰难。
到2020年夏天，益阳数家养老院出现资金短缺，他们召集老人们开会，提出延期归还本金与利息，到最后，养老院老板或自首，或被公安机关逮捕，数千名老人的一生积蓄，如石沉大海。
老人们信息隔绝，很多人独居，用着老人机，在他们不断投入积蓄的同时，2018年，湖南警方就通报过，当年全省养老领域的非法集资案就有45起。这些打着投资养老旗号的机构，都是靠着专业营销队伍拉客，养老公寓看似气派，但实际上大量资金被肆意挥霍。益阳的纳诺、衡福海以及其他养老院，不过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
失去
从去年夏天至今，养老院暴雷后，对老人们来说，失去的不仅仅是钱，还是活下来的凭据，更是一些曾经亲密的关系，一些亲人。
曹迎林去世六天后，我们在益阳见到了另一位纳诺养老院的受害者。这是一位60岁上下的女士，穿着体面的黑色大衣、戴着一眼能看出好做工的帽子，少见地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她曾在益阳政府部门工作，讲起自己受骗的经过，分析起暴雷的原因，清晰而有条理。但中途我们谈到暴雷是否影响了她的家庭，她眼睛一红，马上哭了出来——她投资的另一家养老院在三年前暴雷，出事后她的丈夫郁郁，很快患癌去世。
那是好几年前了，她被朋友怂恿，对一家养老院动了心，丈夫本是不愿意出资的，但耐不住她一直劝，最后松了口，放了十五万进去。2017年，这家养老院因为资质问题，建筑被推倒，钱一分都没要回来。丈夫双亲都还在，没有退休金，靠他一个人养，担子重，他承受不住，也不愿意把责任怪在妻子身上，就整日喝酒，很快查出胰腺癌，病情快而凶猛，他们借钱看病，丈夫还是很快去世了。到去世时，他还在自责，怪自己没把这件事做好。
做医生的张国松，是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接到电话，知道了母亲李有才的死讯。随后清点遗物时，他才发现母亲的两张养老院预订合同，以及余额接近于零的银行账户。那是他第一次知道，母亲把所有的钱都投入了纳诺和衡福海——而纳诺养老院，就在他工作的卫生所旁边，他很早便知道这其中的隐患，如果母亲告知他，这一切也许不会发生。
但他也明白，自己是母亲的独子，母亲正是因为不想成为他的负担，一直做清洁工。也是因为不想成为负担，她想靠自己的力量养老。又因为没什么钱，她才那么心急，那么孤注一掷。要是有钱，知道暴雷的消息时，她也不会完全无法承受。
还有很多受害者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投入资金。有一家是八十多岁的母亲，与她的四个女儿，一共投入了五十多万。还有老人打来电话，忏悔自己拉着七十多岁的姐姐入伙，以至于姐姐损失了最后的两万元积蓄。这里有亲情和友情的破裂，还有很多老人至今都没有告诉孩子，自己投资了养老院，积蓄再也拿不回来。
失去积蓄之后，他们除了要面对起伏的情绪，还有睁眼就要花钱的窘境。这几个月，68岁的黄爱娥开始去菜市场捡菜叶吃。她住在桥南，用老年卡坐公交车，去桥北的一个大菜场捡菜贩子剥剩下的莴笋叶、白菜叶。莴笋叶苦，她只吃菜叶中间的茎，切碎了用水焯一焯，捡一次能吃好几天。肉是不吃的，太贵了，偶尔的开荤，就是亲戚钓了鱼，给她送过来，她很珍惜地存在冰箱里，炖点鱼汤——为了充衡福海的金卡，她还找别人借了两万元。现在她每月一千六的退休金，要用来还这笔钱。
曹迎林去世后，益阳养老院暴雷事件被关注。2017年最先暴雷的旺寿养老院受害者，曾经建过一个500人的大群，在群里，他们互称“难友”。现在群里已经有大约十五人去世了，还有很多人年事已高，不再能出门。但这一次，老人们看到希望，再次组织起来。当有一个人接受了采访，会很快把电话给其他的受害者。有媒体约好去见某个受害者，一推开门，屋子里十个老人在等他。他们想要抓住珍贵的机会。
也有人感叹，曹迎林不会用智能机，也没有联系上其他受害者。如果能报团取暖，也许不会走到最后一步。
他去世后，家人为他办了简单的葬礼，找戏班子给他唱了一场戏。按照当地风俗，死在外面的人，村人是不写人情、不去告别的。一位邻居提起他，似乎一个人的死亡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只晓得他死了，烧了，埋了”。另一个人说，他是“走人家去了”，这是当地的说法，意思是，“他去和家人相会了”。
来源：每日人物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