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会玲的“工位”在副驾驶室，工龄18年，工作内容繁杂：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偶尔还有些技术活。
在卡车圈子里，像苗会玲这样跟着老公跑车的女人被称为“卡嫂”：一个依附于丈夫职业建构出的、不具备职业属性、只活跃于卡车群体中的社会身份。中国现有卡车司机3000万，卡嫂2500万，其中“跟车卡嫂”超900万。
长期“漂”在车上的生活让她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比如，在时速超90迈的大车上为丈夫完成一顿减配版的餐食；在那个腿伸不直、翻个身就会掉下去的后座下铺完成每天几个小时的睡眠……
跟车18年，甘肃的苗会玲跑过了大半个中国。那是由数千条纵横交错的高速堆砌起来的“中国印象”——时而平坦，时而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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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生活
狭小的驾驶室被改造成了“家”。
前半段是座位，后半段是“卧室”——座位被改造成了上下铺。上铺置物，衣服、鞋子、柴米油盐、锅碗瓢盆……能满足简单生活所需的东西什么都带着。仅一人宽的下铺有枕头被褥，困了、累了，夫妻俩轮番在这张“小床”上休息。
苗会玲不敢真的入睡。车行进时，她得陪着丈夫，防止他犯困。在高速公路上，货车司机打盹或许是致命的。放歌、聊天、递咖啡，总之能振奋精神的法子都用上。
停车了，丈夫歇下来，她更不敢睡，得强打精神，睁大眼睛。
13米长的车身，4米高的车体，油箱是盲区，稍有不注意，就会被小偷钻了空子，一旦他们得手，就是数百上千元的损失。一次在收费站歇脚时，苗会玲清楚地看到有人拿着长长的皮管对着自家油箱，那人身边还有四五个拿着钢管的同伴。她叫醒老公，发动车子，油箱温度上来，偷油贼方才作罢。“这时候绝对不能硬碰硬。”势单力薄，得尽可能地避开麻烦。
即便真的睡着了，苗会玲也会习惯性地半小时醒一次，观察周边情况。下了车回到家里，她睡不惯1米8的正常床铺，“太大了”，睡整觉也变得不可能了。连续18年的“游牧”生活，苗会玲早已习惯了在路上的节奏。
传化慈善基金会公益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NO.2》显示，卡嫂们的睡眠总是受到丈夫的影响。82.1%的留守卡嫂都因为丈夫跑货运这件事而影响睡眠，跟车卡嫂只有在丈夫不困时才敢去睡觉。
长途跟车，吃饭是卡嫂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高速服务区一顿饭至少30元，两人一天就得120元，泡面便宜但没营养，长期吃总不是办法。卡嫂们变着法琢磨怎么改善“家”里的生活。
刚跟车时，辽宁的卡嫂董丽总会在出发前用电饭煲蒸上一锅热乎饭，连锅端上车，再买点熟食或是咸蛋榨菜、黄瓜蘸酱。后来司机们相互推荐便携的炉子，董丽家的车上也置办了一套。车上调料准备齐全，每次出车前她都算好是几天路程，需要几顿饭，一次性买够食材，饺子、馒头、炒菜，尽量丰富“餐桌”。
苗会玲在车上做饭。
用董丽的话来说，车就是家。在车上吃饭、睡觉、过春节都是常事。
2020年初，疫情严重时，董丽和丈夫在广东湛江的停车场过了春节。在停车场附近买菜包饺，就算是过了年。疫情期间出行受限，两人吃住都在那个四五平米的驾驶室里。上厕所、洗菜、洗衣服，停车场的卫生间能解决基本生活所需。在湿热的湛江，夫妻俩不洗头不洗澡坚持到初八，才终于有了新年的第一趟出车。
隐形劳动人
“每一个开卡车的人都是为了将来不再开卡车”，这几乎是3000万卡车司机的共同理想。而对于卡嫂来说，她们都在等着回归正常生活的那一天。
苗会玲的老家在甘肃张掖，一个盛产农副产品的西北小城。原先，家里的农田每亩年收入1000元，开货运车的丈夫每月工资不到600元，加上苗会玲县城里不温不火的服装小店收入，勉强可以维持一家老小的开支。
2003年，两人商量着买辆自己的货车。货运公司的司机月工资1200元，有时候还会被克扣几天工钱，亲戚朋友也建议他们单干。但那时搞货运在当地还是一门新鲜的生意，几乎没什么人敢把积蓄投进车里。
一台二手货车需要5万元，在信用社贷款提到买车，办事员的眼里满是怀疑，一万元的贷款需要扣除2000元的手续费。七拼八凑，夫妻俩才买下那台7.2米的货车。
几年后，入场的人越来越多，货运也迎来黄金时期。2010年他们卖掉旧车，又贷款25万元买了一台载重49吨的半挂车，拉满货跑长途一年收入至少能到10万元。
最开始是拉生猪，从陕西到拉萨。正值七月酷暑，车子每开一段时间就得停下观察猪是否有异样，遇到加水站，苗会玲也得下车帮忙，拿着水管给猪淋水，防止它们中暑。只有保证它们都活着送达，货主才会如数付清运费。那年青藏线还在修路，一路坑坑洼洼，小路过车困难，交通总是瘫痪。一连八天，人和猪都被长途折腾得疲惫不堪。
不期而至的罚款甚至可能让长途奔波变成一场空忙。
苗会玲记得，一次途经甘肃路段时，高速磅显示超载500多公斤。她提出复磅，未获得同意，最终只能交了5000元罚款离开。“2016年以后，这种事情常有。”
2016年出台的《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对超限运输车辆有了明确的规定。“争论是没有用的。”苗会玲说，比起误工的钱，交了罚款走人是最快的解决方案。
没时间做饭时，董丽和丈夫就吃零食垫巴一口。
找活、装卸货、拉蓬布、收运费，这些活卡嫂都得干。卡车司机调查报道课题组成员、北京市社科院助理研究员马丹把这归结为“隐形的劳动”。有时为了拉上蓬布，卡嫂得爬到七八米的高处，在无任何辅助安全设施的情况抽拉盖布的绳子。
从出车第一天起，苗会玲就买好了保险，全家的意外险和重大疾病险都买上，一年下来，保费得花两万元。跑货是个高危的工作，在她看来这笔开支是不能省的。
无奈之举
学者马丹在调研卡嫂群体时发现，卡嫂上车的原因各异，但是多是迫不得已。多雇一名司机的费用太高是重要原因之一，薪水加食宿一个月成本在六七千元。行情不好时，一趟活儿几乎是赔本的。
一人开车可以节省人力成本，但对于抢时间的活儿来说，这样既危险又违规。按交规，司机每驾驶4个小时要休息20分钟。
董丽家开的是冷链车，运输的货品讲求新鲜，在路上的时间越短越好。为了能赶时间把货送到，如数拿回运费，董丽去学了开卡车，考了B2驾照。这之前，她连小汽车也不会开。在卡嫂群体里，能开卡车的卡嫂仅有8.5%。
持证一个月，董丽就上路了。后半夜在路况好的高速靠着边，在丈夫的指导下，董丽才慢慢上手。“一开始都开不直一条线。”而现在，她能“独当一面”。
瓜果蔬菜或是冷冻食品，通常留给运输的时间不到24小时。1500公里的路程，两人轮流开车，做饭、吃饭都在行车途中，除了服务区换驾驶员耽误的几分钟，中途都不停车。
2021年4月5日，河北一司机开大货车路过丰润区超限检查站时被查出北斗定位系统掉线，工作人员对其罚款2000元并扣押车辆。司机一时无法接受，买了一瓶农药在检查站服药自杀。看到新闻，董丽觉得非常惋惜，“一名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查北斗在线情况，是不可能同时做到的。”
在董丽的车上，交换驾驶员需要把插在车上的驾驶员卡更换，听到“驾驶员更换，行车注意安全”的语音提示，就知道目前车上的北斗在线。对于司机而言，被发现北斗掉线或许又是一笔巨额支出。她会时不时点开相关软件，查北斗是否在线。
为了抵抗疲倦，红牛、咖啡、口香糖这些都是必备品。红牛一罐5元，成本高，董丽就网购条状的冲泡咖啡，确保车上咖啡常年不断。碰上生理期，丈夫会主动揽过夜间的行车任务，让她能“睡个好觉”。她自嘲：“变态的生活被我们过成了常态。”
狭小的驾驶室被改造成了“家”。
无依之地
货运行业的残酷竞争在2013年前后到来。入行的司机越来越多，手机上关于货运的App多了。为了能出车，司机们开始打价格战。其后，运价逐年走低。
苗会玲也纠结，货运的营生还能干多久。
今年3月，她和丈夫卖了那辆开了11年即将报废的卡车，想买辆允许装载危险品的车辆。在货运圈里，危险品运费算是高一级的，再者就是很脏的货比如煤炭。苗会玲家的车上拉过煤炭，几次下来全是黑灰，折腾人也折腾车。
想买危险品卡车的念头由来已久，夫妻俩总在犹豫。跑一趟长途，至少能有一两千的净利润，但危险也是并存的。苗会玲记得一次为了赶时间超车，自己的车撞上了私家车，对方司机断了三根肋骨，最后赔了9万元才了事。甚至，山路还有扛着铁棍碰瓷的。
苗会玲说自己一想起这些就会后怕，但在事情发生的当下，她得“硬气”起来，像个男人一样。货运行业里，卸货也有灰色地带。卸货的工人会要求司机买水或是买烟。“不买他们会说要在货品数量上动手脚。”大多数时候，苗会玲也会拿出50元、100元，不情愿地“犒劳”他们。时间长了，遇到态度不好的，她也拒绝，点数的工作自己来做，确保如数交给货主，“要知道拒绝，不然市场就会越来越乱。”她苦笑。
当了卡嫂后，苗会玲缺席了孩子的许多成长瞬间。儿子还小时，夫妻俩偶尔带上他，在等货的间隙到城市里转转，当作一家人的旅游。苗会玲的育儿经就一句话：“永远别碰大（卡）车。”
从儿子7岁开始，她就把这个想法反复灌输给孩子。一有见面时间，她都要把这句话重复一遍又一遍。苗会玲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避开这行，永远别成为这3000万分之一。儿子不负所望，学了医学，这让苗会玲感到庆幸。
对她个人而言，想逃却又逃不出那个5平米的驾驶室，始终漂在路上。
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