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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疫情下的性侵:低种姓女性受害不被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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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新冠疫情中,也是有阶级差别的。

生活在印度,同样不幸感染新冠病毒,贱民可能会有更痛苦的遭遇。

比如,印度喀拉拉邦19岁的女孩鲁帕里(Rupali),她就感染了新冠病毒。

她居住在一个名叫Ador的小城市。小地方的医生不想冒风险,决定将鲁帕里转院到圣城Pandalam一家大医院。

路程其实并不长,坐救护车过去,也只需要20分钟。

于是,2020年9月6日晚,29岁的司机努法尔(Noufal)开着救护车来医院接鲁帕里。

医生和护士都没有丝毫怀疑,把19岁的女孩,交给了这个男人。

没想到,这恰恰是她噩梦的开始。而自己的种姓,则为这场噩梦增添了更深的伤害。

种姓森严的印度,即使面对病毒,也不是人人平等的。

 

 “贱民”达利特

印度的种姓制度,真的很奇葩。

种姓制度可以追溯到2000年以前。印度人称种姓为“瓦尔纳”(varna)和“迦提”(jati),西方学界称之为“卡斯特”(caste)。

印度两本重要的典籍《梨俱吠陀》和《摩奴法典》对种姓制进行了诠释,将种姓区分为婆罗门(Brahman)、刹帝利(Kshatriya)、吠舍(Vaishya)和首陀罗(Shudra)。

婆罗门由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构成,刹帝利由武士和国家管理者构成,吠舍由工商业者构成,首陀罗由工匠和奴隶构成。

此外还存在为数众多的“贱民”达利特(Dalit),又称“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为第五种姓。

在印度,大概有2亿达利特人。19岁的鲁帕里,就是两亿分之一。

原本,这不应该成为任何问题。在医院里,在救护车上,她就是一个虚弱的病人,和种姓无关。

疫情期间,像她这样的转院情况,也很常见。

一切,都看起来都很正常,直到她遇到了这个司机。

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新冠病例,运营救护车业务的108 Kanivu需求很大。招聘司机时,要求就放松了很多。他们简化了招聘流程,没有进行必要的背景调查。

实际上,Noufal是一个通缉犯。当时,他正因为过失杀人而被警方通缉。

由于救护车短缺,车里还有一位待转移的新冠病人,一位42岁的女士。她被转移的医院很近,努法尔先把这位女士送到了目的地。

回到车上,看到昏睡中的鲁帕里,Noufal生出了邪念。

他没有去有医院,而是开车带着鲁帕里来到Aranmula地区的荒野上。

由于躲避警方通缉,他对这一带了如指掌。

鲁帕里此时依然昏迷。

Noufal停下车来,向鲁帕里扑去。罹患新冠的鲁帕里,处于极为脆弱的状态,她根本无法反抗,尖叫声在空地上回荡。

Noufal多次强奸了鲁帕里,随后他将车开到预定的医院,将女孩留到那里。下车前,这个男人威胁她不能透露强奸的事情。随后,他扬长而去。

鲁帕里向医护人员讲述了案件经过,一边说一边抽泣,所有人都震惊了。印度警察追踪到了救护车的位置,逮捕了Noufal。

悲剧的是,鲁帕里是最低阶层的达利特(Dalit)贱民,而Noufal种姓则高得多。虽然喀拉拉邦在种姓问题上比其他邦要进步很多,但直到现在,法院一直拖着没有开庭。

即便这样,鲁帕里都算是幸运了。在印度,如果低种姓的女性遭到强奸,警方甚至都不会立案。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印度,上层种姓很少因为强奸达利特人而被投入牢狱。

如果他们被捕了,需要为自己辩护的话,也随时能找得到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说辞:我们决不会去碰低种姓女人,生怕被其“玷污”。

在1995年的一起著名案件中,一名达利特女性提出的轮奸指控被法官驳回,理由是:“上层种姓的人,不可能强奸一个低种姓的女人来弄脏自己”。

本来感染新冠就已经很不幸,没想到,因为自己的种姓,鲁帕里进一步受到身体和社会制度的伤害。

那之后,她曾多次试图自杀。

被侮辱与被伤害的

当印度人相互问“你的全名是什么”,内在含义就是问对方种姓。

印度取名都有标准的种姓谱系,一个人报出全名,就能立刻得知对方属于哪一种姓。

“Bandhopadhyaya” (通常用英语将其拼写为“ Banerjee”或其变体),是高种姓婆罗门的姓,对印度文化有理解的外国人也能知道这个姓氏。

但并非所有婆罗门姓都那么一目了然。如“ Sarkar”,现在一般用作头衔,而不是姓,但拥有这个头衔的人在婆罗门中也是高人一等,这是莫卧儿王族后裔才能拥有的头衔。

种姓制度诞生之后,日渐分化,目前印度已经有上万个种姓。

所以,当外人追问对方种姓时,印度人会回答一个更具体地姓氏,这样才会更精确,如婆罗门的Jijotiya Brahman或Smartha Brahman等。

印度教徒认为,种姓之间的不平等是神圣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代表着纯净和污染。

纯净的,当然是高种姓阶层。

在高级种姓成员家中,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煮熟的食物,吃饭的人排成一排。

“贱民”达利特种姓的成员,例如制皮工和扫地工,则要坐在远离其他食客的地方。

通常,达利特人举办的宴会和仪式不会有较高等级的种姓参加。

前面提到的,《梨俱吠陀》和《摩奴法典》中规定的四个种姓,即使是地位低下的首陀罗,都被称为“干净的种姓”,而达利特人则被认为是“不干净的”。

高种姓甚至不会让低种姓的阴影落在他们身上,达利特人必须戴上铃铛,以提醒高种姓的人不要与自己相遇。

如果一个高种姓的成员碰到一个达利特人,他们应该洗一个特别的澡,并进行一次仪式以恢复他们的纯洁。

也难怪,高种姓的人强奸低种姓的女性后,反而会不要脸地声称,受害女性污染了自己。

达利特人不能阅读或学习印度经文。否则,他们会遭到严打,以作为惩罚。

通常情况下,印度教禁止贱民的孩子与等级较高的孩子一起上课。

即使是受过教育、在政府部门担任高级职务的贱民,返回乡村时,也被迫坐在婆罗门的脚下。

1950 年,印度宪法明确废除贱民制之后,原来的低级种姓进而区分为表列种姓( Scheduled Castes) 、表列部落( Scheduled Tribes) 和其他落后种姓( Other Backward Castes,简称OBC)。

OBC处于社会最底层,而新冠疫情袭来之后,他们受到的伤害也是最大。

“他们喊着要杀死我”

阿舒·赖(Ashu Rai)也是“贱民”达利特人。

面对新德里的亚穆纳河河岸燃烧的数十个火堆,他点了一根烟。

他知道,每个火堆里,都有一具尸体在在焚烧。

赖是新德里最大的火葬场Nigambodh Ghat的工作人员,今年四月份以来,他每天要焚烧15具以上的尸体,几乎全部死于新冠。

“现在看到尸体,我已经没有任何感觉。”赖在接受《VICE》采访时说,“上班之前,喝两瓶啤酒,你就能平静地面对这一切。”

赖每天烧尸12个小时,每月的工资是1万卢比(约合870人民币),面对新冠尸体,除了口罩,火葬场没有给他们发任何其他防护装备。

“我也不戴口罩,面对火堆,戴着口罩无法呼吸。”赖说,“回家拥抱我的家人之前,我会洗个澡”。

他的家人是父亲和哥哥,也在这家火葬场工作。他们都是最低种姓的达利特人。恐怖的疫情增加了火葬工人的危险,赖的父亲已经在一周前感染新冠死亡。

“我不怕死,我16岁就在火葬场工作,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不怕新冠,我家人都不怕新冠。”赖说,“除了我们,谁来做肮脏和危险的工作?是达利特人。人们都不想弄脏自己的手,所以他们让达利特人做肮脏的工作”。

赖浑身是汗,他拿出了一块布,盖住了脸。

“这块布有两个用处,擦汗;其次,当我把布挂在肩膀上时,大家都会以为我是婆罗门教士。”赖介绍道,在印度教火葬前,通常会由婆罗门来念诵祷文,婆罗门的外貌特征就是扎着小辫,肩头披着白布。“家属们看到这块布,都会问我的种姓,他们都希望一个婆罗门来进行火葬,而不是达利特人。当然他们都失望了。”

即使在达利特社区,火葬工人都是歧视链的最底层,其他达利特人都不愿意和赖握手,认为这会带来厄运。

不过,在新冠厄运之下,赖属于比较幸运的达利特人。

达利特人大部分是临时工,他们的工资都是日结,经常远离家乡在印度的大城市打工。

这些打工人赚到一点钱就寄回家,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积蓄,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暂停几乎让他们立刻面临饥饿的威胁。

去年3月,莫迪宣布全国封城,很多达利特人发现,莫迪只留给他们四个小时离城返乡。

全印度都出现了疯狂的逃亡场景,达利特人携带着大小包裹,寻找能找到的一切交通工具逃回家乡。

15岁的达利特女孩Jyoti Paswan,骑着自行车,带着受伤的父亲,从新德里郊区骑回家乡达比哈尔邦的Darbhanga,历经1200公里。

因为他们的身份,即便遇到了困难,达利特人也很难受到其他种姓的帮助。

即便所有人的都在逃亡,高种姓的人还是谴责达利特人,认为他们散播病毒。

人口众多的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亚那特,一个婆罗门,公开指责返乡的农民都是病毒携带者,而且他还直接说,大部分是达利特人。

这些“千里投毒”的言论,导致达利特人在疫情期间遭到的攻击增多。

2020年6月19日,印度南部马哈拉施特拉邦Veer村的20岁的瓦沃卡德(Rishikesh Wawalker)做早饭时,突然听到门口传来一阵尖叫声。他冲出门去,看到百多个村民拿着木棍向他们家冲来。

“他们喊着要杀死我,还要杀死我全家”,接受《印度电讯报》采访时,瓦沃卡德说。

他被打得满身是血,四岁的妹妹都没有幸免,同样遭到暴民殴打。万幸的是,没有人死亡。

瓦沃卡德从孟买打工回家,村民们认为这个达利特人给家乡带来了新冠病毒。

在印度,达利特人一直受到高种姓印度教徒的迫害,疫情期间,这种迫害更是大增。根据印度达利特正义运动(NDMJ)报告称,2020年,这种袭击增加了172%。

达利特人被打之后,甚至不敢报警,怕遭到进一步报复。根据NDMJ的数据,在针对达利特的犯罪活动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施害者被定罪。

瓦沃卡德事后报了警,一百多人中只有3人遭到逮捕。不到两个月之后,这3人全部被释放。

“他们后来还到了我家里,让我们从村里滚蛋,否则下次就会真正杀了我们。” 瓦沃卡德说,“我们能到哪里去?我们到哪里都是达利特人。”

“由于种姓制度的普遍性和贫穷,达利特人社区是大流行中受害最大的人”。一位公益组织的负责人说。

当然,最高种姓的婆罗门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也遭遇了意想不到的伤害。

由于婆罗门必须一生吃素,这导致他们对新冠的抵抗力比其他种姓低下。一旦感染,重症率会比较高。

不过这点伤害,相比动辄就要被灭门的达利特人来讲就微不足道了。

六年前,印度总理莫迪第一次上台时,印度国内达利特人大部分都投了他的票,因为他承诺要帮助贱民阶层。但经过这次疫情,达利特人对莫迪和他的人民党的幻想开始破灭。

莫迪遭反噬?

莫迪所在的人民党崛起前,印度最大的政党是国大党,他们推出的总理候选人全是婆罗门,而且几乎都姓甘地,从尼赫鲁到英迪拉·甘地,再到拉吉夫·甘地,然后是拉胡尔·甘地。

这让印度底层种姓非常反感,间接导致了人民党和莫迪的崛起。

莫迪来自“Modh Ghanchi”的种姓,传统是卖油的小贩,属于印度地位较低的“其它落后种姓”(OBC)。

在印度,52%的人口属于“其它落后种姓”,他们是真正的多数派,政治家要当选,都要争取OBC的支持。

很多人还会隐藏自己的高种姓出身,伪装成OBC,莫迪就是其中之一。

在选举中,莫迪经常贩卖自己“小贩逆袭“的故事,但反对党,尤其是国大党对此提出种种质疑。

在莫迪家乡古吉拉特邦,Ghanchi属于历史上以商人为主的吠舍种姓,是30%人口的高种姓那部分。

1999年,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人民党党邦政府将他所属的Mod Ghanchi种姓加入到“其他落后阶层”(OBC)之列,并经同样由人民党党执掌的中央政府审查通过。

这样,莫迪才摇身一变成了“低种姓”。

莫迪能够两次当选印度总理,与其OBC身份,以及低种姓人口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新冠疫情很可能会改变这一切。

一直以来,印度底层种姓视莫迪为救世主,认为他命中注定会消弭自己的苦难。带着这一希望,大量选民把票投给他——不是一次,而是两次。

“莫迪在,一切皆可能”(Modi hai to mumkin hai“)的口号一直在达利特人中徘徊。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莫迪呼吁点蜡烛、敲大盘,过排灯节时,大家热情空前;

当他请大家到阳台上去,鼓掌9分钟,他们这么做了;

当他要求他们手持点燃的蜡烛,他们听进去了;

当他呼吁支持者来参加竞选集会,他们响应了……

人们相信,莫迪知道如何确保他们的安全。

最终的结果是,每天新增感染四十万,死亡四千人,全印度都在抢氧气瓶,达利特人挨饿、被强奸、被攻击、死去。

人们开始醒悟了。

5月1日,在至关重要的西孟加拉省议会选举中,人民党惨败,这给莫迪敲响了警钟,玩弄种姓政治的他开始被种姓所诅咒,所反噬。

 

 注:鲁帕里(Rupali)为化名。

(来源:Vista世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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