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夫今年79岁，曾经是江西省莲花县琴水小学的一名老师。1966年，24岁的他被认定为“强奸犯”，接受了将近十年的劳动改造。
从1978年开始，他一直写信伸冤。他曾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现在已经是黄土埋到这里的人了”，可案件至今没有进展。
1966年10月，莲花县法院认定汪康夫强奸两名女学生、猥亵十名女学生，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他不服判决上诉，同年年底，吉安地区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据媒体报道，法院给汪康夫定罪的重要依据是琴水小学社教工作队出具的日期为1966年5月25日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汪康夫自1964年以来，采取以治病为名、找学生个别谈话、指导作业、买票看戏、教女学生游泳、带女学生上山砍竹子等手段诱奸女学生洪某、尹某。
汪康夫认为当年法院仅凭借三份工作组撰写的调查报告给他定罪，而没有受害者证言和医院的检查，完全是冤案。且他出狱后联系了当年的“受害”女学生，女学生们的回信皆否认了强奸、猥亵事实。
根据公开报道，申诉多年，汪康夫得到过三次回应。
一次在1986年，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吉安地区检察院做出联合调查报告，结论为：“认定无罪，否认原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构成强奸罪，建议撤销原判，予以纠正。”
但1987年，汪康夫向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后仍被驳回，理由是汪康夫提供的被害人信件是经过串供所得，不足为证。
还有一次在1999年，江西高院将案件转至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院在转办函中写到，认定汪康夫强奸没有事实依据，没有被害人的控告、笔录、陈述。
2000年，萍乡市中院以与1987年相同答复驳回申诉。
今年5月，汪康夫得到了第三次回应——江西省检察院决定对此案进行复查。不过两个月后，江西省检察院又以原卷无法调取为由中止审查。
潇湘晨报报道，江西省检察院负责该案的检察官称，最高检要求”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因此受理了汪康夫的申诉。但去莲花县人民法院调取时发现案卷已于2016年调至江西高院，于是以“调取不到案卷”为由中止审查。近日又去省高院协调调卷，得知目前存有此案卷的法官正在住院，案卷保存在保险柜中不方便取出。
根据汪康夫的日记记载，8月26日，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他，案卷之所以无法调出，是因为管档案的人眼睛病了，开不了保险箱。他不能接受这个说法，“这就是个借口。”
如今距离得知消息已经三个月了，汪康夫及其律师王飞、张晓丽都没有再联系上检察官。10月30日，张晓丽从河南特地跑到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只见到了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对方称检察官出去办事了。
张晓丽问，汪康夫的案卷是否已经调阅？对方回答说不清楚；再问案卷的保存机关是哪个机关，他也说不清楚。
张晓丽形容这是个“与时间赛跑”的案子。相关知情人、当时的办案人员年纪也都大了。此前，王飞律师去广州寻找当时的一个女学生，女学生心脏不好，刚刚出院，家人不愿意她在这样身体虚弱的时候去回忆这件事。
汪康夫的心脏也不太好，每天得吃药才能入睡。他想着，如果有哪天心脏病突发去世，死前他要告诉儿子，继续喊下去，“这就是我的遗嘱”。
以下是九派新闻与汪康夫的对话。
检察院受理又中止审查，“一点进展都没有”
九派新闻：5月份得知江西省检察院受理了申诉，你是什么反应？
汪康夫：很开心。1987年吉安中院驳回申请之后，案子就一直像石沉大海一样，这次感觉得到了重视。但没什么庆祝，家里就我和我老婆，我告诉她，她也很高兴。
九派新闻：后来是怎么得知中止审查的？
汪康夫：我找找（日记）。
（汪的日记记载）7月30日，下午5点10分左右，省检察院的一名工作人员给我来电话，说案件要中止审查，原因是法院的案卷被调走了，要等调到案卷再恢复审查。我问是哪里调走的，多久能恢复审查，没有回答。
8月26日上午，记者访谈。检察院方面来电话，说：“你不要找记者给我施加压力。”我告诉他，不是我找记者，而是记者找我，他们是路见不平。他的语气慢慢软下来，说找到案卷会认真处理。我问找到了吗，他回答，“在省高院。”我问是什么时候到的省高院，那不是很近吗？他回答，管档案的病了，眼睛病，案卷不在档案室，是他个人管。只有他自己才能开保险箱。
九派新闻：你当时什么心情？
汪康夫：心一下就凉了。（眼睛病了）就是个借口嘛。怎么他有病就调不到案卷，就他一个人吗，案卷是他的专利啊？他不能来的话，可以委托他家人开保险箱拿案卷。这完全就是个借口。
九派新闻：从8月底到现在，案情有新的进展吗？
汪康夫：一点进展都没有。我联系检察官，（接电话的）要么说他出差，要么说他不在，只有一次回答，就是（说管档案的眼病）这一次，以后根本打电话都没有一点消息。我给检察官写过信，也没有回复。
九派新闻：每次打电话，内容一样吗？
汪康夫：我基本上就两个问题：一个是案卷调到没有，一个是什么时候恢复审查。就打过两次，想着问来问去都没什么回复，这个事情就冷下去了。
九派新闻：是灰心了吗？
汪康夫：灰心了啊，就是灰心了啊。他们打电话就是这么应付，再打也没有用。做别的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九派新闻：你换了律师？
汪康夫：王飞律师和张晓丽律师是人家介绍给我的，听说他（王飞）办了张玉环的案子，想试一下。
对家人关心不够，供不起孩子上学
九派新闻：现在回想起劳改的那些年，印象最深是什么？
汪康夫：哈哈，我在那九年，思想是麻木的，我什么都不管。有时间看看书，看看报。劳动呢，前几年吃不消，劳动强度太大，后来也没什么累活，后来做了个植保员，负责蝗虫，棉花，水稻打药。别人的事情，跟我不相干，我的事情，也跟别人不相干。
九派新闻：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汪康夫：精神、生活、家庭都不堪回首。
九派新闻：申诉这么多年，家人能理解吗？
汪康夫：理解。我申诉的时候没有妨碍家里，干农活照样干，该做的事情照样做，不过清早三四点就起来，写写想想。
九派新闻：会觉得可能对家人关心不够吗？
汪康夫：不够，我心里很愧疚，我觉得我影响了他们。特别是我以前的同事，他们的子女一个个都大学毕业，我的子女就没有。我供不起。
79年的时候他们请我在学校代课，每个月工资30块，（连）正职老师的几分之一都不到，他们教师节有礼物，冬天有取暖费，夏天有降温费。我就只有这30块钱。
但我做的比他们都多。我的学生，我要对他们负责。我每个学期在学校里面都有获奖。
1985年，县里开展最佳一堂课，我得了全县小学语文“最佳一堂课”一等奖。作为一个临时代课老师，（我能）做到这个份上。
九派新闻：现在还会被人看低吗？
汪康夫：不会，现在是看高我。你来的话会发现，不是我自吹，熟悉我的人（都说我好）。我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瞧不起。
“我头上有个紧箍咒，我能够自由吗？”
九派新闻：有没有想过不申诉了，就过平常人的生活？
汪康夫：我过不了平常人的生活啊。我头上有个“紧箍咒”，我能够自由吗？顶着一个“强奸犯”的帽子，我能够自由吗？自己在人家面前，自己矮了一截。在别人面前不敢高声，都是低声下气的。
好多人都劝我，算了吧就这么好好过，多活两年还实在。原来有个记者有劝我，算了吧，要恢复名誉的话，我们的报道发出去他们就知道你没有（违法）了。
我说不是这么一回事，如果这个报道发出去，这个案子还是没有纠正，就更加坐实我强奸犯的身份了。
九派新闻：申诉了这么多年，清白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汪康夫：清白，清白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了。（哪怕）今天给我翻案，我也享受不了几天清白。我一辈子都是污点，如果命运好的话，两三年（能翻案），命运不好的话，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九派新闻：为什么要坚持申诉？
汪康夫：就不服这个气，不服这样的冤枉，没有一点问题要把人家搞成强奸犯。
之前在萍乡法院的时候，我跟法官起了争执。我说只要你拿出有一名学生控告过我（的证据），我就不申诉了。或者你说我强奸两个人，你给我说明谁先谁后，我也服了。他说这是隐私安全，不给我看。
九派新闻：现在身体怎么样？
汪康夫：心脏不好，吃了两年的药。
九派新闻：会担心身体熬不到重审那天吗？
汪康夫：担心，但也没必要过于担心。我想到，我这个病可能会突然发作，可能在打扑克什么的就突然死掉了。
我也有个打算，（如果）我突然死了，临死之前，我要告诉我的儿子，继续喊下去，一直帮我喊下去。这就是我的遗嘱。
来源：九派新闻、潇湘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