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weekly 观象台
陶明的父亲去世了，医生将他引到一个角落说：“不想火葬的话，就出钱让太平间的人找救护车把遗体拉回去。”如果不这样做，逝者会被送入殡仪馆，然后进行火化处理。
本来，陶明有些犹豫，可一旁的母亲悲痛欲绝，她不想让老伴儿火化，便央求儿子顺从了医院安排。
很快，太平间的工作人员推着车子赶来了。对方询问基本情况后，便拨打了一个电话：“过来吧，这边谈好了。”
半小时后，一辆福特“救护车”疾速开到医院侧门的路旁，车身上虽有红十字与“120”标志，顶部也有警示灯闪烁，但车内除一副担架外，没有任何急救设备。
从河北石家庄这家三甲医院到陶明家有50公里，司机孔师傅开价5500元，没有还价余地。对为父治病债台高筑的陶明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陶明向黑救护支付的5500元凭证。
孔师傅提出“先掏钱、后拉人”，陶明只好用微信付了全款。对方收钱后表示，等遗体安全送到，还得给他再买些烟酒，因为运死人不吉利。陶明点头应允。
随即，太平间的几个人迅速将遗体抬上“救护车”。车子行驶了四十分钟，陶明的父亲“回家”了。彼时是清晨5点30分，附近超市并未营业，买不到烟酒的陶明只好又给孔师傅转了500元。
至此，陶明花了6000元人民币才将父亲运回来，平均每公里120元。事后，他查询孔师傅的手机号发现，那辆“救护车”纯属是个人运营，并非医院的正规车辆。
陶明这才知道，这是一桩生意。
这种“救护车”被医学界称之为“黑救护”，他们长期驻扎在各大医院周边，既有个人运作，也有公司化经营，甚至有正规救护车参与其中。
尽管很多医院都宣称严厉打击该行当，可庞大的医疗需求下，黑救护从未消失，它们不仅能高价揽来转运遗体的营生，还能频频接到患者出院、转院等业务。
帮患者转院的黑救护车。摄影：李游
“敢找别人拉尸体，马上举报你们”
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后，陶明本想举报那辆黑救护，可遭到了母亲拒绝。她害怕会牵出医院和太平间背后的利益链，从而引来民政部门追查土葬问题。
不过，陶明还是向媒体提供了涉事医院的相关信息。记者对该院以及多家医院周边“黑救护”进行暗访后发现，更多人的遭遇远比陶明的情况更加粗暴、野蛮。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李林的母亲因癌症被送入医院抢救。手术还未做完，医生就让李林做好最坏打算。情急之下，李林开始在医院到处找人，希望能有医生挽救母亲。
晚上八点多，李林返回抢救室门口，才得知母亲的遗体已被送到太平间，他赶紧跑去，看到母亲遗体旁围绕着四五个陌生面孔。
没等李林开口，便有人提出能帮他将遗体运回家土葬，40多公里路程收费4500元。李林嫌贵，就随口说了句：“我从外面找人的话，人家只要600元。”
“你试试能出去吗？”马上有人态度蛮横地喊道，“医院拉尸体的业务，早被我们老板承包了，其他车辆根本进不来。”
更让李林紧张的是，他们自称只需一个电话，就可让母亲遗体就地火化。李林只好妥协。他在付了4500元后，还被强制购买一套2200元的寿衣，否则，太平间的人不允许为逝者换衣服。
就这样，一单没有还价余地的生意，在一具尸体旁谈成了。
可以拉遗体的黑救护车。摄影：李游
随后，一辆“救护车”将李林和母亲遗体拉回老家，司机事后又收了400元“冲喜”钱。
做完李林家的生意后，这位司机将“救护车”开回医院附近一个小区。当晚10点多，一位40多岁的男子去世了，他的遗体还在抢救室病床时，那些男子又赶来谈生意。
这些“救护车”的运营者们，完全不顾家属情绪。得知死者的家距医院100多公里后，他们开出1万元高价，见死者家属并未同意，就威胁说：“敢找别人拉尸体，马上举报你们，让殡仪馆弄走火化。”
僵持了一段时间，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家属支付了8000元，那辆“救护车”又开了过来，再次完成一单遗体转送业务。
实际上，根据规定，遗体的运送，除特殊情况外，必须由殡仪馆承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承办。显然，这些“救护车”的行为并不符合规定。
“可很多人为了规避火葬，不愿让遗体进入殡仪馆。”某三甲医院的急救负责人程功说，这是典型的挟尸要价。据其介绍，这些人大多只做夜间生意，“即便患者在白天去世了，有的太平间也会拖到晚上谈业务。”
“如果没有院方点头，谁能将遗体拉出去？”程功说，医院往往都知道这些情况，这个利益链上不仅有部分医生、护士、太平间工作人员，甚至还有保安、保洁、护工等人员。
除违规运送遗体，争抢濒临死亡的危重症患者，是“黑救护”业务范围中最过分的一个。
6月下旬，谷雨得知父亲的病没有继续治疗的必要了，医生建议早做打算。就在他正盘算如何将弥留之际的父亲运回老家时，有人主动找到病房：“150公里得12000元。”
转运遗体是黑救护的主要业务之一。摄影：李游
父亲的病情是如何透露出去的，谷雨并不知道。当他提出价格太高需要考虑时，对方埋怨称：“你就拖着吧，医院只要开了死亡证明，你只能带骨灰盒回去，别想着他能和家人见最后一面了。”
谷雨觉得，这些人说的似乎有些道理。几经讨价还价，终以1万元成交。此后，有人直接将“救护车”开到医院，将父亲从病房里运走，全程无人阻拦。
彼时，谷雨的父亲还有生命体征，但必须保持吸氧。“黑救护”的经营者说，要用氧气，需交2000元押金，等退氧气罐时，这笔钱自会退还。谷雨照办了。
乘着“黑救护”，父亲回家了，几个小时后就去世了。处理完后事，谷雨拿着氧气罐去退钱时，对方却不再理会。
一次，谷雨在医院外发现了转运父亲的那名司机，他上前交涉时，几个年轻人过来辱骂他。谷雨虽然报警了，可那笔押金至今未退回。
“你不用他们的车，肯定走不了”
黑救护江湖中，遗体转运只是生意之一，它们更多用于承接患者转院或出院。
今年5月下旬，刘飞的母亲要从湖北潜江某医院转到武汉治疗，他联系当地120才得知，急救车只能进行院前救助，不承担转院功能。后来，他在医院厕所里发现了几张“救护车服务中心”的小卡片，上面标注称可“为各种病人提供昼夜转送业务”。
黑救护司机将患者推出病房。摄影：李游
拨通电话后，“救护中心”司机说：“起步价100元，每公里10元，如果配备医生、使用设备和药品要另外加钱”。对方同时称，随车医生来自正规医院，但不方便透露具体是哪家。
刘飞算了下，如果用这辆车，按照两家医院150公里的距离计算，至少得掏1600元。尽管不便宜，他还是决定一试。
“我的车不能进医院，里面的业务，早被其他车队承包了。”司机说，自己不负责去医院接人，家属得自行将患者抬出。无奈，刘飞办完出院手续后，只好找来几名护工，将重病的母亲抬到医院外的路边，等“救护车”来接。
可当他们刚刚到达约定地点，几名中年男子跑了过来。他们不仅拦住正抬患者的护工，还有人站在“救护车”前对司机骂道：“知道破坏规矩的后果吗？小心砸了你的车！”
见状，那辆黑救护马上离开，将刘飞等人留在路边。
几名男子说，必须用他们的车，否则无法转运患者，并开出了3000元的价格，几乎是那辆黑救护车的两倍。刘飞别无选择，只好接受。后期，他又付了600元呼吸机费用，以及300元的随车医护费用。
医院周边的黑救护。摄影：李游
前述急救负责人程功告诉记者，目前国家对非急救人员的转院、出院并无统一调度政策，虽有城市开始规范管理，可总体仍处起步阶段，“所以，黑救护才能生意兴隆，但也乱象重重。”
不久前，赵磊要为爱人办出院手续回家，他们本来从老家找了一黑救护车，200公里的路程收费800元。但当司机到病房走廊接人时，被4名不明身份的男子拦住，称这是属于他们的地盘，不能随意接送。
赵磊觉得不公平，就和对方大吵起来，医务人员无人前去制止。他叫来保安后，保安也说：“你不用他们的车，肯定走不了。”末了，保安还帮忙驱赶赵磊叫来的司机。
最后，赵磊只能使用这些人的“救护车”：一辆老旧金杯面包车，车身喷有红十字及120标识，车内急救设备非常简陋，布满灰尘，连个急救药箱都没有。
又是一辆标准的黑救护车，对方开价2500元。得知赵磊手里没这么多钱，需回老家筹款后，对方直接收走了他的住院押金条。到家后，赵磊在村里东拼西凑筹到了钱，司机才将押金条退还。
记者采访发现，黑救护车们不仅排斥同行，连正规救护车也不放过。
黑救护司机与车上的简陋设备。摄影：李游
前些日子，孙兵见父亲住院治疗仍不见起色，准备将其转回老家的县医院慢慢治疗。后来，他通过关系得知，老家一辆正规120急救车刚好送完患者准备回县里，可以顺路带上父亲，收费360元。
孙兵赶忙办理出院手续，将病重的父亲抬到医院停车场，却见几个男子正与120司机交涉：“你这属于异地违规使用车，要是敢拉这个患者，马上举报你。”
这吓退了120司机，只留下抱着被褥的孙兵，与躺在推车上的父亲。
医院回不去了，孙兵怕父亲出现意外，只好改搭他们的黑救护车。120公里的路程，收费3500元。
快到县医院时，司机又要求孙兵下车买3条香烟。孙兵本想拒绝，司机便锁住车门，不让他将父亲抬下来。孙兵曾想报警，又怕因此耽误父亲治疗，只好给了对方300元。
坐上“黑救护”，有患者死在半路
黑救护车大行其道背后，是患者转运需求与正规救护服务供给间的巨大落差。
如果黑救护车能将患者安全转运，对家属来说，即使费用高昂，也不失为一种帮助。可现实中，这种非专业的转运，经常给病痛中的患者带来更大伤害。
程功说，这些年黑救护已算收敛了，他前些年见过一份判例，郑州一名黑救护司机谈好价格后仍一路涨价，从1000元涨到6000元。”患者家属拒绝付费后，司机直接拔掉了患者的氧气管。”
类似案例并不鲜见。
2019年1月4日，山东德州夏津县的两岁女童谭爽发烧了，孩子爷爷、奶奶带她到村卫生室看病。村医郭某判断孩子有炎症，皮试后给她打青霉素。但输液半小时后，谭爽开始抽搐、呕吐，郭村医认为她药物过敏，马上开车带着女童和家属赶往夏津县人民医院治疗。
途中，车上氧气用尽，郭村医便要求未受过医学专业训练的谭爷爷做人工呼吸维持。
到夏津县人民医院后，谭爽体温持续升高，医院认为病情严重，急需转上级医院救治。但令谭家人不解的是，县医院明明有救护车，医务人员却拨打了鼠标垫上一个电话，从120多公里外的济南，叫来一辆救护车。
这辆车上午11点从济南出发，14时许到德州拉上谭爽，近17时才赶到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立医院。车还没接到人，就提前收了3000元。
男性黑救护司机正在谈生意。摄影：李游
事后，谭家收到发票，出具单位为“济南医路向前医疗服务有限公司”。记者检索发现，这是一家私企，经营范围包括医疗服务及汽车维修和租赁等。
遗憾的是，谭爽住院38天始终昏迷，不见好转，被山东省省立医院诊断为“坏死性脑病、重症脑炎、严重脓毒症、脓毒症休克”，变成了无自主意识的植物人状态。
谭家怀疑，县医院推荐了一辆无资质、无备案、无地址的三无黑急救车，转运时间过长，对高烧幼童伤害很大，是孩子重病的直接原因。
对此，县医院解释称，医院救护车没有配备幼儿及儿童专用医疗设施，因此征得家属同意后，才联系济南医疗急救中心派急救车来。至于济南方面如何同家属沟通、收费几何，县医院均未参与，也不知情。
当地官方调查认为，利用外方120接诊存在较大隐患，且“夏津县人民医院在120车辆使用和对外联系方面存在制度漏洞和廉政风险”。
与谭爽有相似经历的，还有湖南永州的蒋健，他家的遭遇更为坎坷。
2018年8月3日，蒋健的父亲因身体不适到永州中心医院就诊，查出乙肝和内毒素血症。在医生建议下，住院六天后，蒋健为父亲办理了出院手续，并于次日转往湘雅医院感染科进一步治疗。由于病情严重，湘雅医生建议蒋父肝移植。
经多方联系肝源，8月13日晚，湘雅三医院的医生电话联系蒋健，称有合适肝源可供其父实施手术，但要先向医生个人缴纳10万元肝源费。蒋健同意了，并向医院表达了转院做手术的意向。
14日上午，湘雅医院为蒋父办理了转院手续，次日凌晨，他入院湘雅三医院。当时蒋父已出现肝衰竭和肝性脑病等症，做完检查后，于6时50分开始进行全肝移植术。手术持续约10小时后，被送入移植ICU。
彼时，蒋健父亲的病情仍然危重，肝功能经短暂好转后恶化，但凝血功能极差，后继出现心、肾、肺功能不全，对症治疗后各项指标仍持续恶化。
但让蒋健不解的是，医生多次要求他放弃治疗并带父亲离院。于是，肝移植手术后第四天，蒋健带着已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的父亲，乘坐湘雅三医院医生安排的黑救护车离院回永州，蒋父在路上死亡。
驻扎在医院的黑救护。摄影：李游
记者采访发现，“黑救护车”不仅有私人运营，还有正规救护车和医疗人员参与。
2018年2月11日，湖北仙桃人李明不慎被水牛攻击受伤，被送至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一名陈姓急诊医生说，李明受伤严重，需要转至武汉医院治疗。
陈医生说，医院救护车比不上武汉虎泉医院的，建议李明坐对方的车转院。在李明家属同意并签署《病员转运同意书》后，当天下午，他便联系自己的在武汉的朋友邹某调车来仙桃。
邹某系虎泉医院医生，同时也是该院一辆正规救护车的管理人员。出车前，他没向医院报告，而是私自聘请司机陈某，同武昌医院医生张某一起驾驶虎泉医院那辆救护车，把李明从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转运至武汉协和医院，收费3600元，并向李明家属开具了假发票。
事后，邹某和张某分别分得3000元和300元。李明则因伤势过重，右大腿被截肢，近2个月才康复出院，共花去医疗费21.5万多元。
李明认为，仙桃陈姓医生一开始就没处理好伤口，又为牟利，舍近求远从武汉调“黑救护车”，耽误了治疗时间，才导致自己被截肢的。
“我受伤后被送到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挂号的时间是17点06分，我被转到协和医院的时间是22时50分，整个过程持续时间近6个小时。扣除转院路程必需时间1.5小时，浪费了近4小时。”李明说。而从仙桃到武汉，仅约百公里。
事后，参与“黑救护车”的两名武汉医生，只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就是这样，被‘黑救护’伤害的患者，后期很难维权。”程功说，“这也是他们能持续疯狂的重要原因。”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姓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