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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多名男生的教师:承认猥亵 但不承认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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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九派新闻、正观新闻、上游新闻

8月17日,此前备受关注的成都中学名师梁岗猥亵案将再次开庭。

2020年4月30日,12名受害人实名举报成都某中学教师梁岗10年性侵超过20名男生。随后梁岗因涉嫌强制猥亵罪被成都市成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2020年11月12日该案在成都一审开庭。

当看到一个人实名讲述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后,杨洋受到了鼓舞。在这之前,他以“梁岗性侵害当事人”的名字,在网上发布着有关高中老师猥亵自己和其他学生的信息。一审法庭上,梁岗承认对3名学生有过猥亵行为,但不认为自己是犯罪。

两天后,杨洋发布文章《实名,拥抱新的自由》。事情刚发生时,他常常自责,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但现在他说:”我没有做错什么,不敢告诉别人自己是谁的应该是梁岗。”

杨洋称,猥亵学生男教师庭上自称无罪,这让人无法接受,如果不阻止他,下次还有受害者。案件受害者口述噩梦经历>>

01

错的并不是我

我叫杨洋,梁岗的学生。

之前我被叫做“梁岗性侵害当事人”“M同学”,以及各种化名,但现在,我决定不再隐瞒。

让我产生实名举报这个想法的是何谦,11月10日那天,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人转发一条推送,题目是“何谦:请知晓我姓名”,她在文章里实名讲述了自己遭受性骚扰的事。

在看文章之前,我不太清楚这件事,但这个标题太震撼了。我当时就想,为什么自己不能这样做呢。不过后来何谦告诉我,这不是她的首创,而是斯坦福大学一位遭遇过性侵的女生写的书名。

从最开始在学校贴吧写自己的遭遇,到后来和另外11名受害人联名写举报信,再到后来接受各个媒体的采访,我一直使用化名,不希望未来的生活受到影响,也害怕我的父母受到伤害。

关于要不要实名,我也犹豫了几天。和律师说过这个想法,她不鼓励也不反对,但我能感受到,她对此的态度是积极的。她同时也是何谦的代理律师,便把她的微信发给了我。

我跟何谦真的挺有缘的,也很聊得来。刚加上她微信时,我就问,“能不能叫你何姐”,她说可以呀。我们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年龄相仿,都来自成都,又身在国外,甚至在案情进展上也有类似的地方。

她听说我的想法之后,并没有直接表示支持,而是安慰我说:“你已经很勇敢了,其实实名与否不会影响这个事实。确实需要考虑很多事情。”我的顾虑主要在于不知道实名对于家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她告诉我,可以和他们商量看看。

虽然何谦没有给我一个确定的答案,但和她聊过之后,我更确定自己的想法了。我还是相信这个社会始终是在进步的,虽然未来是未知的,但更多的人不会带着有色眼镜来看我。更何况,错的并不是我。

这其实是一个姿态的问题,我要用这种方式去表达,我不再畏惧外界的眼光,因为我是遵纪守法的,我没有做错什么,不敢告诉别人自己是谁的应该是梁岗。

02

父母给我鼓舞

跟何谦聊完的第二天晚上,我就开始写这篇实名发声的文章,大概用了两三个小时。写的过程中还是挺愤怒的,最开始的版本里有一些比较激烈的、情绪化的内容和词句,后来都删掉了,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冷静、客观一些。

写完大概是在凌晨12点左右,相当于国内的早上7点。发之前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犹豫,我把文章反复读了几遍,装作在检查,其实也是给自己一个缓冲,毕竟这是要登上的最后一级台阶。

最先是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号上发的,北京时间7点9分。几乎是点下发送键的那一秒,我就觉得自己松了一口气。何谦在文章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仍有担忧,但我获得了新的自由。”我也是这样。

事情刚发生的那段时间,我经常会自责,觉得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才会让坏人找上我。直到在维权过程中,事情一点一点地有所进展,我才慢慢确定,我是正确的。

推送一发出去我就转给了何谦,她说正准备问我考虑得怎么样,见我决定了也挺高兴的,问我能不能转发。我也发到了维权群里,之前大家是不太支持我实名的,担心我的生活会受到影响,大概在我转发之后一两个小时,有学长在群里发了几个大拇指的表情,也有帮我发到朋友圈里,不过群里的讨论不算太多。

当时在国内还比较早,我怕文章被刷下去,大家就看不到了,所以磨蹭了一个小时才转发到我自己的朋友圈,之后又发到了微博上。这个时候我基本就没什么顾虑了,只想让更多人看见。

发完之后我本来打算睡了,但又睡不着,放下手机几分钟,又会想拿起来看看有没有收到什么回复,一直到凌晨两三点,实在是困得不行了才睡着。

等我醒来,收到的消息就多了,大部分留言还是在支持和鼓励我,有人给我发私信说,自己身边就有同学曾经遭受过性骚扰,但一直没有实名举报,看见我的发声挺感慨的。

在决定实名发声之前,我没有告诉父母,毕竟我已经成年了。看见我转发的链接之后,我母亲留言了很长一段话,为我的勇气点赞。她其实不太在意我们维权的结果,只是比较担心我,希望我能别再想这件事,让它尽快翻篇。我父亲也有留言,让我不要实名,结果他又把这篇文章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他们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安慰,让我觉得没有后顾之忧了。

我现在国外工作,大部分是外国同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中文发在微信、微博上,所以他们基本不太清楚这件事,但之后我应该会慢慢跟他们说。中国同事基本都知道了,我从5月开始发举报信,就会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不屏蔽任何人,他们看到了就会来问一两句,基本都是比较关心和善意的。

03

伤痕仍然在

被猥亵是在2016年春天,当时我已经从成都石室中学北湖校区毕业,在苏州上大学。梁岗说他来参加教师论坛的活动,邀请我和他一起吃夜宵,还劝我留宿酒店。他是我敬重的老师,原以为不会有什么不妥,没想到会被他猥亵。

从那里离开之后,我就把梁岗的联系方式全删了。事发后的两个多月里,我不想上课,不想与人接触,待在寝室里,一天只吃一顿饭,平时挺喜欢的游戏,那时也完全没心情玩,期末还挂了好几科。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直到暑假回家,才告诉了几个好朋友。也是从这时开始,我才慢慢走出来。

事发之后的3年多里,我一直没有报案,也一直没告诉我父母,所以我还是挺佩服2018年去报案的两个同学,他们真的很有勇气。我是直到2019年底,有朋友告诉我,受害人可能不止我一个,我去一一询问过,他们都不承认,但否认得也不坚决,含糊其辞的。所以我想,不能再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我给校长和教育部门写了举报信,但等了3个月,没收到任何回复,才发在学校的贴吧上。我之前是不常玩贴吧的,想着校内的事校内解决,只是给学弟学妹一个提醒。

刚发出去的1个月里,基本没什么回复,最多有几个人问“是不是真的呀”。直到偶然有一天我去看,才发现留言增加了很多,开始有人给我发私信,说自己也是受害者。

从开始的一两个,到最后群里有二十几个受害者,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大规模的侵犯,才决定在网上公开发联名举报信。

起初大部分人比较犹豫,我就先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发群里,给大家做个示范,也让他们更有安全感。还原案发的场景是很困难的,你能看到我们都写得非常详细,就像是把自己扒光了给大家看。对于要写到什么程度原本是没有要求的,全看个人的承受能力,所以我其实是写的最短的,后来看到有学长写得很长,还有人回去重写。

但也有同学始终没办法写下这些,我反复劝说,我们做的是正义的事,就是为了我们这么多年的公道,也为了提醒这个社会,有这样的事在实际发生,让梁岗这样的人停止,但最后也只收到12份自述。所以现在站出来说这件事的,其实都是已经走出来的人。

无论事情过去多久,伤害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有学长说他在和女友有亲密接触时,会觉得自己很脏,觉得自己对不起女友。有人找到我们,说可以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但没有一个人接受,因为梁岗学过心理学,甚至有很多同学遭到猥亵就是在他的心理咨询室。

这次报案时,我们都接受了心理评估,我被检测出有轻度的焦虑、抑郁,明显的PTSD和解离症状。其实我一直是不愿意承认自己仍有阴影的,但4年过去了,伤痕依然在。

04

我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举报信发出后,很快就收到了大量的关注,很多媒体来采访,又隔着时差,我几乎每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本来我身体还挺好,但那段时间免疫力下降,感染了新冠肺炎,有两三周的时间症状比较严重,一直感到胸闷、气短,半夜会突然惊醒。

到七八月时,基本已经痊愈了。不过开庭之前的一天,有三四家媒体采访,我连着说了6个小时,你能听到我还带着点鼻音,现在嗓子也有点不舒服,需要多喝水。

11月12日我没能出庭,开庭前一周我才收到传票,即使是立刻回国隔离也来不及,我想申请互联网开庭也没被允许。

出庭的被害人只有一个学弟,开庭前一天,我们的维权群里还挺热闹,大家都在鼓励和感谢学弟,但开庭当天,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沉默了,又着急又耐心地等,就是怕给他们压力。

庭审持续了很久,按北京时间是从早上9点开始,一直到晚上6点多才结束。那段时间我也很焦急,隔几分钟就看看有没有新消息,很想问,但又不敢问,怕万一庭审出现什么状况,他们心情本来就差,我还隔2分钟就发一条消息。

刚结束时,我只跟律师说,先休息,好好吃饭。大概是在他们吃晚饭的时候,学弟才说起庭审时的一些细节。他对梁岗感到很气愤,他们在庭审时说,案发时他是主动的、自愿的。学弟还说,梁岗看起来很憔悴,全程眼神闪躲,不敢看他。因为我在国外,他们就说我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对他的举报则是一场有组织的构陷。

直到庭审结束后两天,我才向律师问起具体情况。她说在起诉书上的7名被害人中,梁岗只承认对其中3人有过猥亵行为,就是2018年报案的两个同学和出庭的学弟,甚至还说是学生主动、自愿,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并且直到庭审结束,梁岗仍未道歉。我也不知道最终会如何判决,能顶格判处15年最好。

等判决结果下来之后,这件事应该就能告一段落了,希望能回到正常的生活中,不过那个微博账号我会一直用,希望它能给有类似遭遇,因为担心给生活造成困难而一直不敢说出来的人一点鼓励,哪怕只是作为一个树洞,给他们一个倾诉的对象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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