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虐待动物及通过网络传播相关暴力信息事件频发，反虐待动物立法呼声愈烈。
而针对虐待动物和传播虐待动物信息的事件，每年两会上，常可看到关于反对虐待动物的议案提案，今年也不例外。有人大代表建议，将虐待动物及相关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有人大代表呼吁制定《反虐待动物法》。
现行法律对于动物的保护不能说是空白
的确，时有发生的虐待动物事件在刺穿社会道德底线的同时，势必引发立法规制的思考。不过，立法要么是填补空白，要么是弥补漏洞，除非是特别有必要的织密加强。而从实践来看，现行法律对于动物的保护显然还不能说是空白。
比如，早在2002年，刘某在北京动物园先后用火碱溶液和硫酸溶液向黑熊、棕熊进行投喂、倾倒，导致3只黑熊、两只棕熊（均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后来检察机关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对刘某提起公诉，法院最终支持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
2020年8月，浦东警方查处了上海首例养犬人弃犬案。根据《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警方对弃养犬主吴某处以罚款500元，并吊销《养犬登记证》、收容犬只的行政处罚。同年9月，北京一小狗全身被裹满石膏遗弃，且尾巴和爪子断裂、有血迹，公安机关则以寻衅滋事受理“石膏狗”被弃案。
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民间针对虐待动物者的惩戒。山西太原“开水浇猫”事件的施暴者，其就职单位在事件发生后，与其解除了劳务关系，虐猫者家中还收到来自网友的各式各样的花圈、寿衣，这可以说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处罚”。
而在地方上，不少地区从动物防疫和养犬管理等层面规定了禁止遗弃、虐待相关动物等行为。虽然这些规定大多只具有宣示效应，执行起来也比较困难，但对一般虐待动物的行为还是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
可见，从现行法律规定看，如果他人饲养的动物有较大价值，或者是野生动物，对其实施伤害、杀害、贩卖、偷盗等虐待行为，法律处罚没有漏洞。
如果是对自己饲养的动物，或者被人遗弃的饲养动物，实施伤及动物生命健康的虐待行为，或者危及他人人身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或有关地方性规定进行适当处理。
▲资料图/新京报记者 摄
是否专设罪名，需要充分讨论
那么，对于单一虐待动物的行为，我国刑法是否需要增设一个专门罪名的问题，便有值得商榷的空间。这期间，需要将现实情况纳入考量范畴，而其步伐也不宜过于激进。
就目前来看，我国法律并没有采取对动物全面保护的一致性立场。就此去看，虐待动物入罪缺乏必要的法律基础。
另一个问题是，虐待动物入罪也面临操作上的困难，特别是目前动物的范围和虐待行为的界定等都容易产生争议。而刑法毕竟涉及公民重大人身财产权益，分歧更是立法设罪的大碍，过大的纷争必然使立法受阻。
动物保护涉及行业发展、民族习俗、宗教习俗、伦理道德等多重复杂因素。我国市场经济、社会制度、人文环境与其他国家不同，全面提高动物保护水平，关涉动物福利与人类权利义务关系的处理，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系统性工作。
应该看到，虐待动物虽然很刺眼，但尚属极少数现象，更多公民与动物是和谐相处的，在多数虐杀动物的行为可以通过现有法律规定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如果要再专门制定一部法律，必须要经过足够充分的论证，而这需要时间。
当然，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若虐待动物的现象愈演愈烈，在反对虐待动物达成普遍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健全完善保护动物福利的法律会顺理成章。
比如，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饲养动物，规定了“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和“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罚，将来可以在这一条款中增加“虐待动物情节严重的，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到时候，何谓虐待，虐待的动物包括哪些，也应该有基本的共识了。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