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晨跑遇害案嫌犯视角 事发经过还原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11月1日,湖北十堰竹山21岁女子在县城公园晨跑时失踪,四天后遗体被发现。嫌疑人张某没有运动习惯,却也在清晨来到南山公园。
他佯装路人经过,先说了句“美女,一个人登山注意安全。”然后绕到甜甜身后,用刀抵住女孩脖子实施抢劫……还原事发经过>>
消失在公园
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城的一家宾馆里,朱群坐在窗边的椅子上。他有一张圆脸,人到中年,头发已经掉光了,皮肤颜色黑黄黑黄的。见到记者,他没有起身,嘴唇抿着,表情警惕又礼貌。“我现在有点怕见媒体,网上有些报道是不准的。”他声音低沉,语速很慢,每句话都像是带着思索。
他正处在悲伤和舆论漩涡中——2021年11月1日,他21岁的女儿朱甜甜在县城公园晨跑时失踪,四天后遗体被发现,衣衫不整,有打斗痕迹。有媒体报道,事发当天早上,最后一个与甜甜通话的人就是父亲朱群。甜甜在电话中对他说:“今天跑得有点累,能不能来接一下”,朱群因为要赶着上班拒绝了,半个多小时后,甜甜失联,手机关机。网上因此有不少舆论指责他忽略了女儿的求救信号,间接导致悲剧。
“我没有那么说,(网上传的)全变味了。”朱群忿忿地对本刊记者说。他愿意再回忆一次女儿遇害前后,但要求记者先关掉手机。
朱群手机里还保存着女儿出事那天早上的监控录像,那是他在寻找女儿的过程中,沿着女儿的晨跑路线,去小区安保处、南山公园管理处等地拍摄的视频。11月1日早上6点10分左右,甜甜出了小区。初冬清晨的天色很暗,小区门口偶尔有一两个人经过。甜甜穿着深绿色卫衣、黑白格裤子,手机还开着手电筒照明。她佩戴有线耳机,身影先后出现在大桥上、河堤边。最后一次出现在南山公园入口时是6点47分,天已经放亮。
南山公园是竹山县唯一一个可以登山的公园,位于新城区边缘。十年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山。竹山县是十堰市辖区面积最小的县城,曾被定为“国家级贫困县”,这些年来,兴建绿地美化城市是脱贫建设的内容之一。南山公园2014年完成初期建设,铺设了登山阶梯,2019年末竣工。公园正门入口处设计了观景亭、主题广场,增加了景观树木。2020年,竹山脱去贫困县城的帽子,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8%,南山公园是组成这个数字的重要一部分。山高约500多米,走到山顶至少需要半小时。
朱群并不知道女儿有早起晨跑的习惯。他告诉本刊记者,事发当天早上,他与女儿最后一次通话是7点41分。自己起床后发现女儿不在房间,以为她前一天晚上去了闺蜜家夜不归宿,于是就给女儿打了个电话。“她接了电话,说在南山公园爬山。”朱群右手放在耳边,作出打电话的手势,变换着腔调,回忆与女儿最后的通话内容,“我不信。我说时间太早了。你去南山公园干嘛?是不是昨晚都没回家,在忽悠我?她说要锻炼身体、减肥,还说不信你自己过来看,我就在山顶。”朱群放下手,强调“这是原话”,“这是我跟孩子的真实通话。我知道她没骗我,锻炼身体是好事,心里就特安稳。”朱群把“特”字说得很重,一副要证明自己的表情。
第一个发现异常的是甜甜的母亲马玉环。事发时她还在深圳工作,每天都会和女儿视频通话,聊些家常,女儿如果不方便接,也会文字回复她原因。11月1日下午14点45分,马玉环又给女儿打微信视频电话,但这次无人接听,也没有任何回复。一个多小时后她又打了几个,依旧无人接听。第二天,寻找晨跑女孩朱甜甜的寻人启事传遍竹山县城的朋友圈。四天后,甜甜的遗体在公园靠近山顶的树丛中被发现。11月8日,竹山县公安局发布通报,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41岁,竹山县人。
抓到嫌疑人那天,朱群被安排住进这家宾馆的标准间,他的朋友陪他住一间房,既是种安慰,也是一种监护——怕他因为网上的舆论“想不开”。说起网上的舆论,不管是“讨伐”还是劝慰——也有一小部分网友劝朱群不要自责,朱群都不接受,甚至有些愤怒。“我一点也不自责。”他双手放在胸口,声调一下子高起来,透出点绝望的狠劲,“如果我孩子给我发了任何求救信号,哪怕是一条信息、一个号码,我工作也不去了,第一时间都会冲上去救她!”
县城与都市之间
抓获嫌疑人后,甜甜的母亲马玉环也住进了同一家宾馆。她今年49岁,在深圳一家生产路由器的工厂工作多年,从流水线上的工人做起,如今是质检主管。这是一份强度挺高的工作,产品有任何瑕疵,都需要她检查、找到原因,不能随时离岗。但女儿失联当天深夜,马玉环就向公司请假,第二天早上六点多乘飞机回十堰,再坐两个多小时大巴到竹山。到县城后,几乎没休息就和亲戚去南山公园找女儿。她在女儿三岁时和丈夫朱群分居,两年后正式离婚,自此一个人抚养女儿长大,女儿是她所有努力的希望。
11月的一个午后,本刊记者在宾馆附近见到马玉环,她体型偏胖,穿着米色的短棉服、牛仔裤,眼睛肿着,眼角是细碎的雀斑。开口时声音嘶哑,好像随时会哭出来,陪着她的是她的大姐。马玉环也是竹山县人,家中兄妹四人,她排行老三。甜甜出事后,其余三个兄妹都从各地赶回了县城。
和这次一样,过去十八年来,娘家人是马玉环离婚后最重要的支撑,甜甜也是在这些亲戚的帮扶下长大的。2003年,因为情感问题,马玉环与朱群分居。她带着女儿离开县城,去十堰投奔大姐,和女儿住在大姐提供的职工楼里,每月租金18元。她只有初中学历,工作不好找,“有哪个店铺需要帮忙就过去,更多是靠娘家人扶持。”马玉环对本刊记者回忆。起初,甜甜在十堰读小学,几年后,“娃子一点点大了,要花的钱多了,不得已去外地打工。”2010年,甜甜升小学四年级前,马玉环去了深圳,把女儿送回县城外婆家。
甜甜从初中就开始住校,周末才回家,有时候住外婆家,有时候去小舅或二姨那里,没有稳定的去处,不管在谁家,收拾出一个房间就能住上两晚。表姐口中的她乖巧懂事,“哪儿都能睡。”虽然朱群也住在竹山老城,但甜甜几乎没去过父亲那里。在表姐的记忆中,上大学前甜甜与父亲交流极少,“偶尔见一面,她爸爸有时连每月400块的抚养费都不给。”甜甜的小舅则告诉本刊记者,在马玉环一家人眼里,朱群爱打牌、抽烟,“我们这边有点看不上那样的人。”
在不同亲戚家的轮转中,甜甜读完了初中。到寒暑假时,她会去深圳和妈妈过,13岁就一个人往返深圳。虽然读书成绩不算好,但在亲戚眼中,她乐观、独立,即便父母常年不在身边,但在大家庭的保护下也长得开朗活泼,和亲戚的孩子们相处得很好。
2015年甜甜初中毕业,没有考上合适的高中,进了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幼师专业。这是一个3+2的项目,前三年在十堰市读书,后两年去武汉,毕业后有大专文凭。朱群记得,读专科后,父女关系比以前亲近了许多。甜甜有了手机,开始主动和父亲联系。有一次她摔断腿后通知了朱群,朱群去到十堰,带女儿回县城的骨科医院治疗。医生建议甜甜减肥,因为断过的骨骼承受不了太多重量。“当时孩子有180斤,从那之后她开始减肥。”回忆这些时,朱群看着地面,黑黄的脸上露出点笑意,仿佛女儿还跟他生活在一起。
跑步
甜甜的减肥方式是跑步,这也是这些年来,她为自己生活找到的唯一稳定的内容。除此之外,她的生活地点,生活空间,生活内容都在不断变化。
2020年是甜甜专科毕业的年份。这一年武汉爆发新冠疫情,甜甜在竹山县城呆了小半年,临近毕业才回到学校,留给她找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毕业前,她在武汉一家幼儿园实习,但工作并不顺利。她告诉马玉环,觉得“现在的小孩很难带,跟小孩沟通比跟大人更费脑筋。”后来,她还去深圳一家培训机构教幼儿英语,工作一周多又辞职了,这次的原因是班上有一对双胞胎患了抑郁症,她上课时觉得“小孩很可怜,自己心情也抑郁”。
正式毕业后,甜甜的第一份工作是回到竹山县城,在美团做营销,每个月工资两千多。做了小半年后,因为觉得工资低,2020年底,甜甜辞职,去了母亲所在的深圳工厂做市场部助理。她仍然像小时候一样乖巧懂事,每月五千多的工资,自己留1000块,剩余的主动交给马玉环管理。但这份工作也没干得长久。四个多月后,甜甜向母亲提出换工作,原因是“现在的工作内容单调,每天都是接了订单再发出去,太简单了。”
离开母亲所在的工厂后,她去了一家自媒体公司。马玉环搞不清楚具体的工作内容,只知道甜甜曾告诉她,自己设计的产品,在公司同期的新人中排名第一。但新工作在福田区,她和母亲的住所在宝安区,每天地铁通勤要花将近四小时。有时候甜甜下班太晚,还得借住在深圳的大姨家。这样奔波三个月后,甜甜又离职了,在住所附近的酒店找了份前台的职位,工作了一个多月。
在深圳不到一年,甜甜换了三份工作,最长一份也不到半年。她试图在工作中找到新鲜感、存在感和成长性,但每份工作都让她感觉“单调,没有成长”。唯一坚持下来的事情是跑步。马玉环告诉本刊记者,2016年至今,甜甜坚持跑步五年。“最开始是为了减肥,跑步这几年瘦了40斤”,之后,她爱上了运动,到深圳后还办了健身卡,喜欢去游泳、潜水。这次失踪后,寻人启事上贴的照片就是甜甜在深圳潜水后拍摄的。湿漉漉的长卷发拨到脸颊一侧,衬得皮肤更加白皙。照片上她笑得很开心,看起来很有活力。
跑步是甜甜坚持最久,花时间最长的运动。甜甜的表姐记得,2020年疫情期间,二人在县城跑步,早上八点多出发,快中午十一点才回家,一跑就是两个小时。她们当时的跑步路线就包括南山公园。那会儿,南山公园刚竣工不久,公园附近的新城区也基本成形,建起了商业街、广场、外国语学校,四年内有三座新桥在河面上架起来,连接新旧两个城区。当地媒体的描述中,新城区“致力于打造一个全龄、全配套、自循环的亲情健康社区,树立竹山旅游新坐标”,而“南山公园将彻底终结竹山县无大型城市公园的历史。提高城市品位。”
2020年底去到深圳后,甜甜依然坚持晨跑。上班日如果早晨没时间,就晚上下班后在家附近的公园夜跑。要是休息日,她早晚都要跑两小时。马玉环记得,甜甜在深圳做第二份工作时,因为离家太远,跑步最辛苦。为了能在上午9点前赶去公司打卡,甜甜常常很早起床跑步。马玉环说,深圳住所外的公园,人流量大。都市里有早起跑步习惯的人多,监控数量也多。“虽然也有山,但山不高,阶梯旁还有高高的护栏,很安全。”甜甜经常五点多出门,七点多跑完,回家洗个澡再去通勤——这个习惯也延续到她回竹山县城后。
11月1日这个清晨,甜甜就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出了家门,跑上去往南山公园的路。她选择了一条更远的路线:先是穿过大桥进入老城区,沿着桥下河堤边的跑道,再折往南山公园另一个入口,至少有5公里路程。一位在南山公园工作了7年的保洁员告诉本刊记者,近几年随着新城区的广场、河堤公园建成,南山公园的游客量在下降。只有周末午后的人流量较多,多是家长带着孩子游玩。秋冬季的早上七点左右,少有人单独上山,年轻女孩就更少了。
嫌疑人和南山公园
张虎没有运动习惯,却也在清晨来到南山公园。作为一个曾在狱中度过近20年的刑满释放人员,虽然已经出狱五年,他却一直没有找到正正当当活下去的方式。他很少回村里老家,也没有固定工作,常常独自游荡在乡村和城市的角落里,既是对失意生活的逃避,又在寻找某种他曾经熟悉的机会。
据一份2016年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显示:罪犯张虎,男,1980年出生,湖北省竹山县人,小学文化程度。1998年,张虎被认定犯抢劫、强奸、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2001年减为有期徒刑18年6个月,之后又经过五次减刑,2016年7月出狱。
在张虎的老家,竹山县文峰乡塘湾村,村民对张虎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张虎的姑父孙怀兴记得,上初中时的张虎,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初一时班上的墙报都让他写,成绩也不错,受老师喜欢。唯一的坏习惯是偷东西,“也不偷别人家,就是把自己家的床单、鸡、买的肉拿出去卖,当零花钱。”孙怀兴对本刊记者回忆,“他父亲在几个村子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对孩子要求比较严格。因为偷东西,张虎被父亲用木棍打,有时还直接去学校里打。可能是伤了孩子自尊心,大概十一二岁,张虎就从家里跑了。”
二十多年前,村里一个孩子跑了,不是件“非要找到不可”事,有孩子过几年就自己回家了。张虎家里还有个小6、7岁的妹妹,家庭生活还要继续。孙怀兴记得,张虎的父母没有报警,也没有电话,就在村里托村民帮忙打听,一直也没什么消息。20多年后,等张虎再次回到乡村时,他已经36岁,刚从牢里出来。过去这些年,他到底跟谁在一起,做了些什么,在牢怎么过的,他和亲戚也绝口不提。孙怀兴对他回村后的印象只是“一米六八左右的个子,黑,有点瘦,不怎么说话,有种自闭的感觉。”
张虎的老家在村庄公路旁边的山坳里,三间平房刷着白漆,一面墙壁有点倾斜,用木头搭个三角桩固定住。他家没有邻居,原来住在前面的两户人家都搬去镇上了,还剩零星几户落在山边,走过去至少要十几分钟。张虎的父亲没有去镇上买房。儿子犯事后,警方找到家里通知了他,他早早开始为儿子出狱后的生活盘算。
为了避开村庄的熟人,他花十多万在竹山县边缘、靠近新城区的地方买了三室一厅,希望儿子回家后能开始新的生活,但出狱后的张虎却没有洗心革面的样子。“刚出来没多久,他就问父亲要十几万,说是开饭店。他父亲担心他没钱又去犯事,借钱给了他,最后饭店没开成,钱也不知道去哪了。”孙怀兴对本刊记者说。出狱后,张虎很少回村里住,也一直没有正经工作。家里人为他介绍相亲,对方一打听他坐过牢,就没有下文。他还跟嫁去广西的妹妹微信借钱,一次借几千块,从来不还,妹妹也把他拉黑了。
张虎也尝试过几次打工,但每次都草率结束。“他说进不去工厂,因为厂方一查身份证就知道他有前科。工地上的零工也做过,但他把装满砖头的推车从楼上推下去,差点伤到人。”在孙怀兴看来,这不是一个“认真过日子”的做法。在农村,55岁以下的男性都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活儿。做建筑队小工,一天一百多块收入就能养活自己,最不济还可以在家种茶叶、放羊。孙怀兴说,镇上也有一个男人坐过7年牢,回来后种几十亩地、做养殖,虽然过去两年行情不好“亏死了”,“人家还是知道凭劳力养活自己,这事情不能都怪社会。”而张虎出狱五年,一直没有安定下来,头秃了一半,穷到一包烟也买不起。孙怀兴最后一次见他是今年7月份,“他说在县城的工业园区找了份工作,政府跟厂家担保的,不知真假,走之前还问我要了100块烟钱。”
张虎声称找到新工作的工业园,也在靠近竹山县新城区的地方。2013年左右开建,园区规划面积2000多亩,南区主要生产高新电子产品,北区为商贸物流园。工业园是竹山建设“工业强县”的基地,也是县城脱贫的一个产业基地。新入驻的企业需要不少工人,园区周边的村民,还有邻近乡镇的贫困人口,多少能在这里找到些活路。工业园的旁边就是南山公园。它如同一道屏障,内侧是新城区,外侧就是工业园和村落。如果以南山公园为中心,新城区、工业园、还有张虎的新住所,所有活动范围不超过五公里。
11月中旬的一个清晨,本刊记者来到南山公园。作为竹山县“脱贫攻坚战役”中,大力创建森林城市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公园的树木覆盖率很高。天刚放亮,山顶还有雾气。进入公园后转两个弯上山,树隔开了外界的视线,公路上的声音也小了几度。登山阶梯没有围栏,一侧是两三米高的山壁,一侧是带有灌木丛的坡。再往上走,隐身树丛中,周围更安静,只有鸟鸣和溪流声。如果不考虑安全性,这样的自然景色非常宜人。但刚发生的命案,让清晨山中的宁静让人感觉有些紧张。山上一些拐角处,有工作人员在安装监控设施。甜甜晨跑出事之前,南山公园只在三个出入口有监控,也没有安保人员巡护。
简·雅各布斯在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到过“交界真空带”的概念——一个大面积单一用途的区域(通常在城市的交界边缘地带),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真空区,这些真空地带往往可能成为犯罪的高发地,大型公园是其中之一。如何监督和管理边缘地带的大型公园?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李迪华告诉本刊记者,不同地方的公园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如果是建在城市边缘、而且是山地的大型公园,应该有安全风险的预测。比如摔倒跌伤、刑事犯罪。公园管理方至少要尽到告知的义务。包括限制爬山的时间人数、增加山上的风险告知标志、增加监控设施等等。”
根据他的观察,最近五六年来,很多县城,尤其是乡镇都加大了公共绿地的规划,但建设时盲目追求面积和高绿化率,忽视安全责任。“这是我们应该反思的地方,公园和城市的其他绿地,都是城市为居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能建设完成后就丢给市民,没有安保和管理。”
回家
2021年9月底,甜甜给表姐发微信,“说不想呆在深圳,要回老家。”
“回老家”的决定来自父亲朱群。甜甜大专毕业前,朱群曾介绍她去县城的发改委实习了一个多月。朱群在县城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多年,认为体制内的稳定工作适合女孩子。但甜甜当时觉得机关的工作内容不够丰富,她更想出去闯一闯,尝试更多可能性。在深圳时,她又两次接到父亲发给她的县城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信息。
这一次,甜甜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她在大城市的闯荡并不顺利,没有稳定职业前景的工作,也没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她和母亲租住在一个每月房租八百多的大单间,合住一张双人床。即便她一向乖巧懂事,这也不是一个年轻人想要的生活。10月18号,过完21岁生日的第二天,甜甜回到了县城。她没有像以前那样去外婆和其他亲戚家,而是直接住进父亲朱群刚分到的廉租房里,甚至没有告诉其他亲戚自己已经回竹山了。
廉租房位于新城区,大约两年前建成,距离南山公园将近两公里。这是以前老城区拆改时朱群申请的一户廉租房,50平米左右,两室一厅,租金一年4000多。甜甜回来后,住进父亲专门留给她的一个房间里——这是这么多年来真正属于她的空间。她准备在这里专心复习,参加事业单位的招聘考试。
朱群每周有五天都在乡下做扶贫工作,只有周末才回家。从甜甜自深圳回家,到她晨跑出事,一共只隔了14天,父女俩在一起只过了两个周末。朱群记得每一个周末:10月23日,周六,是他第一次回家见到女儿。甜甜第一句话是“老爸,你看我胖了没?”“我说不胖,很美。但她说还是要减肥,为之后的面试做准备。”10月31日,周日,他到家时还没吃过饭,甜甜给他订了外卖,说等自己考完后,每天给他做饭。
朱群对女儿的记忆是零碎、断裂的。他说甜甜从小就很爱美,还没读幼儿园,到朋友家玩就知道涂指甲油、涂口红——这还是离婚前的记忆。他说幼儿园时,甜甜吃火腿肠被卡住喉咙,孩子妈妈第一时间联系他——这是刚离婚时的记忆。即便最后住在一套房子里,他对女儿的生活习惯仍然所知不多。因为爱睡懒觉,他不知道女儿会起那么早,甚至不知道女儿回到竹山后有晨跑的习惯。11月1日那天,他下午接到马玉环的电话,让他回县城找孩子,他才知道女儿失联了。当时大约傍晚六七点,乡下回县城的末班公交车都没了,朱群没能立即赶回去,晚上十点才到县城派出所报警。报警当晚,朱群跟甜甜的好友上山找到凌晨一点,山上路灯都灭了,只能开着手电筒下来。
关于事发当天早上的情形,甜甜家人从警方得到一些信息:11月1日早上7点50分左右,甜甜爬到南山公园的山顶平台,坐在石凳上休息。张虎佯装路人经过,先说了句“美女,一个人登山注意安全。”然后绕到甜甜身后,用刀抵住甜甜脖子实施抢劫。甜甜身上只有一块钱和一个iPhone12手机。给了张虎后,“他见色起意,把孩子往平台旁边的草丛拖。平台没有围栏,二人厮打、滚到草丛里。孩子喊救命,犯罪分子就用刀,捅了很多下。”行凶后的第三天,张虎还回了趟塘湾村,找父亲要钱。塘湾村一位村民告诉本刊记者,11月3号上午,自己见过张虎,“当时我在他家附近的山坡上拉化肥浇茶树,他看我拉不动,还下来推了一把,什么话也没说,看起来跟平常一样。”
甜甜在南山公园遇害半个月后,马玉环和家人准备提起民事诉讼,追究公园管理方的责任。他们认为南山公园监控数量太少,山上没有安保人员,也没有安全标志牌,对甜甜遇害应承担部分责任。朱群则告诉本刊记者,他相信党和政府会给出公正的调查结果。对他的采访结束时已是晚上十一点,离开宾馆后,在县城浓黑的夜色里,本刊记者打开手机,收到朱群发来的信息:“平安到宾馆了和我说一下。”
原标题:女孩晨跑遇害:小城新公园里的危险